对中国崛起的观察和洞见--施密特访谈录（二）

　　黄文华：正如您刚才所谈到的，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很大，这种贫富不均已经成为了大问题。中国需要一个为大多数人，也就是“为穷人的经济学”。因此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对市场经济模式问题的讨论很热烈，其中包括对盎格鲁一萨克逊模式与莱茵模式的异同、利弊的讨论。一部专业性很强的《社会市场经济辞典》已经在阿登纳基金会的邦助下翻译出版了。近来在一般的报刊上也可以读到介绍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文章，而在此之前，广为传播的则主要是盎格鲁一萨克逊经济模式。由于中国贫富差距的加大，人们对市场经济模式的关注也就更多。中国确实很需要那种为大多数人的经济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德提出并执行“全民富裕（Wohlstand fur Alle）”的社会市场经济政策，从而创造出举世瞩目“经济奇迹”。在这方面也有您的一份功劳，您曾享有“天才总理”的美誉。那么您现在是如何评价这两个经济模式的呢？而您又是如何展望这两种模式的未来发展趋势呢？
　　
　　施密特：是的，许多年以来，人们一直都在对这两种不同经济模式的调整和发展进行探讨。在这方面，例如以英国本土为代表的盎格鲁一萨克逊经济模式是一种有限的社会性国家。与其不同的是以路德维希爱哈德和卡尔-席勒在德国所推行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主旨是社会性的同舟共济和共同富裕。在我看来，在社会市场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欧洲福利国家是人类历史上杰出的文化成就。而现在却存在着一种危险，由于过度使用，不切实际的措施甚至滥用国家性的福利，致使其财政状态已然呈现出危机。可以设想一下中国的情况，中国有13亿人口，城乡人均收入的差别很大。在我看来，可以值得考虑的是，建立福利国家这一良好的期望不能*之过急，而要稳健地逐步进行。我觉得譬如是否可以先搞一般性的养老保障，例如设立一种国家的基本养老金。
　　
　　黄文华：假如我没有理解错的话，宗教也就是基督教教义在战后实行的社会市场经济中起过重要作用。基督教信仰作为共同的思想财富，在市场经济中对疯狂追求利润的倾向有所遏制。在您看来，道德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究竟应当如何呢？
　　
　　施密特：道德与市场经济时常被看成是对立的。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却常常忽视了，市场经济本身就明确地要求着道德上的诚信行为。在我们这里有许多这样的例子，企业家和企业将其部份资产用来建立公益性的基金会。道德义务的实现必须先于个人财富的增加。遗憾的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许多顶尖级的企业家，由于自己的贪婪和无所顾忌，逐渐失去了对公众应有的道德义务感。在过往的岁月中，基督教会传播了伦理道德观，而现在面对着掠夺性资本主义的发展，教会也无能为力了。假如资本主义和道德确实相互排斥，那么我们社会的内在凝聚力和团结就将产生危机。因此，团结与共同富裕的思想觉悟必须理真气壮地坚持下去。
　　
　　黄文华：您对中国问题的剖析充满着智慧的远见。克服经济的不平等在中国已成燃眉之急的任务。普通人不懂经济学，他们现在谈论关于好的资本主义或坏的资本主义……。
　　
　　施密特：资本主义这个词是一个被用滥了的概念。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想法出现以前，中国早就有富人了，他们拥有丝绸厂，在英国人到来之前，在香港或在上海，在山东半岛的青岛市，那里的人早就和海外做生意了，他们一直在皇权和衙门官府的统治下。而今天的企业家是在*政权及其官吏的控制控制下，原则上这并没有什么两样。但是，过去并没有把杭州丝绸厂的主人称做资本家，将来也不会这么做。资本主义这一概念是美国人用来说明他们的那种市场经济的，那是一种几乎是肆无忌惮的市场经济。像美国那种肆无忌惮的市场经济，在欧洲几乎找不到，充其量在英国。西欧实行一种福利国家的市场经济。东欧正处于从几代人的停滞阶段后走向过度，正在转型中。中国当权者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要为所有13亿中国人建立一个最低的起码的福利保障，而不是只给生活在沿海地区的二亿人口以福利。直到今天，中国还没有一般性的健康保险，现在也还没有一般性的退休养老保险。所有这些要用几代人的时间才能健全。在德国是经过125年的时间才完成的，是1883年由俾斯麦开始的。在欧洲，像丹麦瑞典这样的国家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没有受到重大创伤，他们比德国和法国更快，也更好地做成了这件事。但是，在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荷兰普遍建立了一种混合型的体系，即一方面是由私有制经济提供，另一方面是由国家提供的健康保健、国家医院、健康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等。北京当权者中的聪明人也希望能建立这种由市场经济和福利国家组合成的社会。但是这需要三代，或四代人的努力，需要整个21世纪的努力方能完成。天上不会掉下馅饼。假如再次人口大爆炸，那么此事将难以成功。如果能够控制住人口的发展，问题就比较好解决。假如我没记错的话，40年前，毛泽东时代，中国要多生孩子。在毛时期中国就开始控制人口爆炸的问题。假如你们可能成功地做到这一点，就像前面谈到的，事情就好办些。假如人口控制不住，今后的一百年内达到18亿，而不是13亿，那么这些问题甚至是无法解决。
　　
　　黄文华：一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在民族的生死存亡面前，思想上变得焦虑和急迫，如今在世界性的多样化，和全球化的挑战面前就更加焦燥和急迫……
　　
　　施密特：我认为，在整个西方世界不曾有过因为知识份子当政而取得成功的国家，现在也没有。知识份子能做许许多多的事，但是他们自己去治国当政，则干不好。所有的革命都是由知识份子构想出来的，而所有革命的结局与他们所设想的却全然不一样。因为知识份子以他们那种激情满怀的信念，那种能言善辩和精彩的讲演术能承诺，要把天堂变人间，或者是反过来也能把人间变天堂，但是事情总是适得其反。因此在中国还会有相当长的时间是由一个权威性的政府来治理国家。显然，中国至少在两代人的时间内需要一个严明，强硬的政府。假如没有的话，可能会出现混乱。在中国，有些知识份子希望*下台，这些人自己又没能力组织经济或治理国家。天安门广场上的大学生大概也没有能力治理这个国家。他们充满激情与理想——这些都是真诚有道理的。这类的示威游行在欧洲也有，在的德国也时有发生。
　　
　　黄文华：我知道您热爱艺术，您访问中国十几次，看过许多博物馆，您的印象……
　　施密特：造型艺术一直是中国的强项在这方面，总有一天您们要回归自己的传统。这并非绝对化地重新回到古老的国画中去，而是一定要和传统连接搭钩。抽象派艺术在中国难以扎根。对中国人来说，毕加索始终是一个怪诞的例外。很需要发展的是音乐，古老的音乐不会再回归，充其量成为老一辈的爱好。在音乐领域里，您们有不少清理整顿的工作要做。在绘画美术方面则不必。在绘画美术方面您们有悠久而丰富的传统和无与伦比的藏品。这些古老的艺术宝品被蒋介石运到台北故宫博物院中去。在建筑艺术上您们现在搞了许许多多坏样板，盖了一些不堪入目的坏建筑物，这方面您们也要彻底清理。在这方面我觉得，城市规划比建筑本身更能说明问题。
　　
　　黄文华：您肯定也参观过著名的台北故宫博物院。台湾这个命题索绕在每个中国人心中。
　　施密特：这是一段复杂的历史，1000年前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份，500年前也不是，但二百年前台湾确实是中国的了，然后日本占领台湾半个世纪。我自己在台湾的一次公开讲演中说： “我认为，北京方面创立的一国两制的表述方式是很有说服力的。我的着眼点是，这两个制度在未来的30或50年中将重新走到一起来。”当时我为此遭到了强烈的批评。我觉得，台北方面那种强烈坚持台湾主权的立场后来已经缓和了许多。我也觉得，北京方面近年来对台湾的举措也明智了许多。估计在未来几十年中，问题的解决取决于中国大陆上经济增长的水平，以及接近台湾经济的富裕程度。假如我是中国人，可以很乐观地看待这一实际情况，在中国投资的华侨资本中，很大一部份来自台北和台湾其他地方，常常是经香港绕个弯投进来的。为什么台湾的中国人投资这么多？有两种原因，一则出于家庭和爱国情感，二则由于聪明，因为他们知道，总有一天中国要统一的。假如台北商人这么做了，那麽就证明，信任是存在的，当然双方都要有耐心。最重要的是，别让美国人插手把您们驱赶到冲突中去。美国人不了解中国，也不了解日本。他们自认为了解全世界，可惜并非如此。当然，在美国有一批人能读中国文学作品，会说汉语，但是他们集中在一些最好的大学中，他们够不着政治。美国的政治家不懂中国，也不太懂法国或德国，不懂日本。美国是个年轻的民族，他们还需要多补些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