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很大，150万户家庭占据了中国70%的财富，按每个家庭辐射20人来统计，这3000万人多数是幸福满溢的，只看到他们的话，当然觉得中国是大国。如果想到其他十多亿人只有的那30%的财富，又觉得我们离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多数幸福还差得远，在数量庞大的贫困人口与远远超过贫富差距警戒线的基尼系数之下，谈单个国民的幸福感，谈国民的崛起可能才是当务之急。
在讨论中国崛起时，人们习惯于关注中国每年GDP的增长速度。当看到中国经济实力在国际排名上不断提升，经济“蛋糕”越做越大时，人们就会对国家层面上的崛起越来越有信心。然而，在国内层面，“蛋糕”的分配所带来的贫富差距往往会让很多人暂时忘却“崛起”，而更多关注自己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与他人的差距。
我很少和富同学来往，常一起玩的同学和我家境差不多。”——14岁的小文
深圳龙岗三联社区的郑家是当地出了名的贫困户。郑家的小儿子小和上初中，当问到他每月的零花钱时，他说，“妈妈规定，每月零花不能超过50块钱。”因为没有钱，学校里所有的辅导班小和都没报名参加。
某私立中学的高一学生小军，每天放学他爸爸的司机开车到学校门口来接他。小军在班上花钱雇同学写作业。小军说，自己上小学时，就花钱雇同学每天帮自己背书包了。
“他们有钱的在一起，我们都是不同的圈子。很少和这样的同学交往，不是一个层次，在一起压力也挺大。”——大四女生小孙
高校开学的日子，是最能直观反映象牙塔里的贫富差距的时候。一些富家子弟小车接送，凡事有大人在前后伺候，连一般家庭也难以备齐的“四大件”也早早备好；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些贫困学子，他们最关心的是怎样申请助学贷款，甚至为未来最基本的吃饭问题发愁。[详细]
从日常消费上也很容易看出大学里的贫富差距。某高校BBS上有这样一个顺口溜：一月二百贫困户，四百五百不算富，千儿八百是扮酷，两千三千是大户。
各阶层子女进入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的机会不同，父亲职业是干部、企业管理人员和企业主的人，最可能成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这些人的子女100个人中约有7个成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家庭出身的人100人中大约各有3人能成为国家和社会管理者；自雇劳动者和小业主家庭出身的人，100人中大约有两人进入这一阶层；工人家庭出身的人，100人中有1人进入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农民家庭出身的人，100人中不到1人进入这一阶层。
无论大国小国，国民的幸福感受是第一位的，把国民压到最小，把国家放到最大，这种斯巴达式帝国，早就证明了是泥足巨人，行之不远。因此，暂且撇开大国崛起不谈，来看看中国百姓的幸福感究竟如何呢？
经济学家吴敬琏：“是不是大国和是不是崛起其实关系都不大，我想最重要的是怎么能够满足人民幸福和民族富强的要求。”
中国国民的幸福感究竟如何呢？腾讯网关于“国民幸福感”的调查结果显示，自认为非常幸福的只有5%；自认为非常不幸福的超过16%；自认为比较幸福和比较不幸的各占22%左右；剩下的35%给自己的幸福程度打了及格分。
美国作为一个早就“崛起”的超级强国，从文治到武功，方方面面足够给他们的国民充分炫耀(也叫做“自豪”)的资本，假若个人在价值顺位上低于国家的话，美国的任何公民都没有理由觉得他们不爽；可是觉得不舒服的美国公民并不承认这种价值排序，他们的反应很自然也很合乎人性：我活得不好，政客当然就是大便。
在各类全球幸福指数排名和竞争力排名中，瑞典、丹麦、芬兰、挪威、冰岛等北欧国家总在前10名。
比如冰岛，他们的国民可能不在乎别人叫他们小国，因为他们喜欢这样介绍自己的国家：如果冰岛在地球上从来没有存在过，可能对人类也不会有什么影响。这样的一个小国，在联合国宜居国家排名中，总是靠前，国民的幸福指数也远高于其他准备崛起的“大国”。
54.6%的城镇居民和66.4%的农村居民都认为贫穷是感到不幸福的主要原因。
在电影《求求你，表扬我》中，记者王志文问：什么是幸福？农民工范伟答：幸福就是我饿了，看见别人拿了个肉包子，那他就比我幸福；我冷了，看见别人穿了一件厚棉袄，那他就比我幸福……
基尼指数低于0.2是一个国家国民幸福的指数之一，这表示国民收入分配绝对平均；0.4—0.5表示国民收入的贫富差距较大；中国的基尼指数一度达到了0.47，超过了0.4的国际安全标准线。
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多数幸福，才是一个政府及一个国家的最终追求。目前我国政府奉行的旨在追求社会公正、缩小国民收入差距、侧重绿色ＧＤＰ的政策，都体现了为国民幸福而崛起的幸福政治观。
虽说个人的幸福与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主观感受，但政府依然大有可为。政府提高公民幸福感的路径有两部分：一是提供一个公正的可持续的生存秩序，另外是通过教育培养出有能力追求幸福的公民个体。相对而言，后者更为重要，因为真正有能力追求幸福的公民，会主动地反思和改善他生活于其中的秩序与规则。
连续几年，在全国“两会”期间，都有代表委员提出“第三次分配”的提案。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收入分配可分为三次分配。第一次分配是由市场按照效益进行分配；第二次分配是由政府通过税收和财政支出，以社会保障等转移支付的形式进行的分配；第三次分配是通过个人收入转移和个人自愿缴纳和捐献等自觉自愿的方式再一次进行分配。
国家所要做的，主要是在法律和制度上保障人们致富渠道的畅通，保障人们改变地位身份的渠道畅通。
现在的社会，处在下层的人们，若想改变地位，主要通过两个渠道，一是上学，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改变身份，最好能变成国家公务员；一是通过劳动或者经商致富，打工，摆摊，开店，办中小企业，最终走上富裕之路。可是这两条路，目前都存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