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酒钢的历史> 是酒泉人的都来顶一下
这两天一直玩钢铁板块的股票,在新浪股票酒钢宏兴吧里发现了这篇帖子:
这是一篇比较老的帖子了，目前的酒钢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不过对于投资者来说，了解一下企业的历史，对于现在的投资还是有益的。
1955年，西北地质局645队（酒泉地质大队的前身）秦世伟小组在祁连山发现了镜铁山大型铁矿，从此拉开了建设西北钢铁基地的序幕。1958年8月1日，在酒泉祁连剧院正式宣布成立“酒泉钢铁公司”，同时会上还宣布成立地级酒泉市，辖酒泉、金塔二县及嘉峪关区（当时原属张掖地区管辖）；酒钢公司党委书记，经理赵北克同时被任命为中共酒泉市委第一书记、市长，以鞍钢冶建公司为主，5.4万人参加的酒钢建设正式开始。
1959年下半年，整个国民经济开始出现困难，众所周知浮夸风导致的“三年困难时期”开始。1960年夏季后，由于农作物严重欠收，甘肃粮食供应越来越困难，长期饥饿的职工开始依靠骆驼草面，苦曲菜度日，便秘、浮肿、肝炎比比皆是，职工身体越来越差并开始出现死人现象，饥病交加的情况就连后来升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当时主要领导之一的乔石同志都未能幸免（据其1989年9月到酒钢视察回忆）。1961年1月，冶金部正式通知酒钢缓建，甘肃省委通知酒钢职工赶快撤离甘肃，否则将无粮供应。酒钢公司不得不决定“易地就食”，大批队伍整建制调往江西新余、陕西、抚顺、本溪、富拉尔基等地参加当地的生产建设，还有7000余名职工保留身份赴新疆，由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付薪参加农垦。数万人轰轰烈烈的队伍象戈壁上的流水一样散失，仅剩下1300人凄凉地看管弃放在戈壁滩上数万吨物资以及未建完的厂房、高炉。
1964年春，毛泽东主席在听取三线建设汇报后，对报告批示：“攀枝花和酒钢建设不起来，我睡不好觉；成昆铁路修不通，我将来只好骑着毛驴去……，打起仗来，我不放心”。自此，1964年7月，酒钢第二次上马。
尽管“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大部分地区工农业生产濒于崩溃，但政企合一甚至半军事化高度控制的军工、石油、铁路等仍得到了发展，如1960年大庆油田建成使中国结束了贫油状态；1962年使用导弹击落美蒋U-2高空侦察机，1964年原子弹成功爆炸，有效的交通组织保障了中印边境冲突和反击蒋军登陆的胜利。这种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不得已的管理模式，对此后三十年企业建设和经济管理模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弊端至今还妨碍着许多大中型企业对市场经济的适应能力。鉴于过去的经验教训，三年困难恢复后开展的“三线”建设大都采用了政企合一的模式，但此时多数还仅仅是党政一把手的个人兼职，其下各部门、系统仍各司其责。在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开展工业建设，这种高度集权的行政管理模式一开始就不适应，不得已在“一元化”领导的体制下又将工业区与农业区分开管理，以至于在建国后的重点发展区域内，普遍存在着类似的同级洛阳市和洛阳地区，柳州市和柳州地区等两套平行管理机构在同一座城市共存的现象，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才逐步得到解决。此管理体制弊端是工业化进程对农业发展带动的滞后，形成了城乡严重差别的“二元”经济结构。
在此大环境下酒钢的建设也未例外，第二次上马即开始筹建基本是工业区的嘉峪关市，虽然是酒泉地区领导下的县级框架市（原因是人口太少），但主要领导的任命和调动却由省委直接负责。此后，以酒泉地区为主，甘肃省各地方抽人承担了政府、财税、商贸服务、交通邮电和银行等市属机构的筹建工作。酒泉地区为支援酒钢的建设曾在经费和人力、物力等方面付出了很多，酒钢公司发展以后也一直没有忘记对地方的回报；如对周边地方采矿业、乡镇企业发展给予资金和技术上的支持；对酒泉两个轧钢厂通过资产重组、合并，组建了酒钢控股的长峰轧钢有限责任公司。
1966年爆发“文化大革命”，在“造反有理”、“革命无罪”、“打到保皇派”等口号下，各级政府机关受到了严重的冲击，造成了社会秩序持续的混乱，1969年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国际上，与前苏联发生边境冲突。酒钢处于三线位置的说法发生了动摇，于是将已经运到酒钢的炼钢、轧钢设备，又一件件运走，施工队伍一批批撤出，酒钢陷入“半死不活”的瘫痪状态。
为防止地方政府工作的瘫痪过多地影响到企业生产，1969年下半年，经周恩来总理提议，总结了大庆油田保障生产的成功经验后，由毛泽东主席提出了“抓革命、促生产、促战备”的号召，将政企集权管理推向了极至，铁路、民航系统甚至实行军管。至此为解决城市混乱的“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企业大量办社会以自救维护正常生产、学校半工半读求生存等也达到了高潮；其原因是各地方政府财税体系被打乱，已无法支持正常履行政府应承担的社会义务。政企不分造成的企业办社会负担问题，在1978年政府体系恢复正常工作后并没有得到妥善解决。企业一方面需要正常交纳各种税费，另一方面还要为内部办社会付出成本。以至于今天许多老的国有大中型企业虽拥有价廉的劳动力，因用人太多，生产成本仍居高不下（不否认还有管理和装备等问题）。近年来国企改革提高竞争力的“减人增效”、“下岗分流”等措施，对社会秩序造成了许多负面效应，是为解决昔日政企集权管理所积累的弊端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1970年初春，中央军委领导粟裕大将按照周恩来总理的嘱咐，去新疆路过嘉峪关时表示了对酒钢的关怀；于是有关方面决策，缩小酒钢建设规模，先上炼铁，三上酒钢。当年6月份即开始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53个城市325个单位参加的全国抬酒钢的“万人大会战”，经过4个多月的艰苦奋战，于1970年国庆前夕的9月30日凌晨，一号高炉采用原矿入炉简易投产的方式，顺利炼出了第一炉铁水。由此使几上几下的、来回折腾的酒钢，终于在祖国大西北的雄关脚下巍然屹立起来。
鉴于酒钢职工人数的逐渐增多，配套的市政建设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由此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基于甘肃省薄弱的农业基础，为减轻酒泉地区农副产品供配的负担，1971年12月完全政企合一的地级嘉峪关市成立，嘉酒地区正式分离（改革开放后，1980年6月嘉市政企分开）。
1971年至1984年酒钢在“有铁无钢”的连续十四年亏损徘徊期间，解决了难选贫铁矿的强磁选技术，酒钢看到了扭亏为盈和继续生存的希望之光。1985年炼钢连铸工程投产，酒钢结束了“有铁无钢”和长期亏损的历史；1988年高速线材轧钢工程投产，酒钢终于配套成龙；1998年中板轧钢工程投产，酒钢进入新的发展时代；2000年炉卷轧制工程开工，不锈钢工程已获准立项，酒钢开始逐步转变为以生产高附加值的板管材和特种钢为主，向生产高水平、精产品的现代化钢铁企业进军；“十五”期间投资将达60亿元，形成250万吨的生产能力，同时积极发展非钢铁高技术产业，年销售收入将达100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