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行中国公务员制度设计之七宗罪

　　一， 公务员高薪养廉制度是政府掠夺企业的人力资源
　　西方的公务员工资定义为略高于社会平均水平，并且不受通货膨胀影响。西方政府公共产品采购的原则是价格最优先原则，这样，政府采购不仅对物质性公共产品的购买是价格最优先，对于人才，政府也不会花大价钱去购买这个劳动力本身。因此除了热衷于社会活动的政治精英以外，优秀人才都被商业活动所吸引，只有真正对社会活动充满兴趣和爱好的政治精英分子才会积极投入政治活动。基层大量的普通行政性公务人员，和高端的政治精英形成了西方的政治体系。而政治家的待遇虽高，却远不及商业人才，这样，就保证了商业的高效运转。要想有优裕的生活，就得从事充满挑战的商业活动，人才的价值不是利用行政权力来体现，而是由市场来分配，这样人才资源得到充分的释放和成长。工商人才优先，工商发展优先，工商科技优先，工商界如同强劲的发动机推动社会发展，而政府只做裁判员和协调员，如同方向盘和油门，引导市场经济变的有序可控。如果政府也要争夺人力资源，并且运用行政权力所造成的再分配的优势来吸引优秀人才，那么势必会打击企业的人力资源。国有企业的高管人员向公务员体制流动，民营体制的一些高精技术研究人员也会向公务体制流动。东南亚国家等地由于腐败盛行，推行了高薪养廉，但是它的弊端也显露出来：七十年代，经济快速发展，腐败风行近于公开。八十年代起推行廉政建设，高薪养廉之下，许多高学历的精英都被政府招至幕下，导致企业招不到优秀人才，人力资源稀缺，企业界技术及研究人员后继乏人。在八十年代的繁荣之后，从九十年代起，整个东南亚企业的活力明显衰竭，根本无法与欧美企业相抗衡。
　　
　　二， 薪酬已是社会的沉重负担，高薪不一定能养廉。
　　中国不断的进行公务员加薪。
　　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一直是社会焦点，从八十年代起的脑体倒挂论起，就一直没有停歇过。平心而论，脑体倒挂是种知识分子的偏激观点。除了知识分子的隐性收入和保障体系之外，简单劳动者从事的岗位多是无人问津，也极度为社会所鄙视。因此才会形成市场价值。
　　现在中国的公务员薪酬设计制度，在人员总量和配给额度上远超出国力所能供应。目前公务员的薪酬已经超过社会平均水平的四倍以上，再加上现行的车辆补贴，及未来还有可能实行的的教育补贴、公务补贴、餐费补贴、休假补贴等，那将是天文数字。
　　我们不妨来看看西方的公务员的所谓社会中上水平的薪酬到底是怎么样的。西方的公务员和政界人士本身的薪酬并不高。比如美国总统一年年薪三年前为二十万美元，去年调整为四十万美元，加州州长年薪为二十万美元，相比之下，一个普通的工程师也能达到七万到十二万美元，大学讲师收入为六万以上，而从事高度竞争性的工商业界经理级主管则十六万以上，大型公司的总裁加上权益等实质性收入，则可以收入高达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美元以上，因此相对来看，从事政务活动的政治家和从事普通行政事务的公务员的工资并不高。而且这些薪金并不是终生制的，一旦政务公职结束，薪酬也同时结束，因此实际上国家承担的并不多。而目前中国的公务员则是远高于社会的平均工资。首先公务员的工资及奖金本身就高出社会平均水平极多。举例来说，沿海某地，社会上普通工种年平均收入2004年为12600元，2005年为13200元，中层管理及技术人员的平均工资2004年为24400元，2005年为26600元，而该地的属于财政拨发的普通工种年平均收入为32500元，2005年上调工资及公务改革，实发45600元，中层行政干部年收入2004年为76000元，2005年为86700元。第二，这些工资薪酬也是不完全的，企业界的年收入包括工资及补贴和奖金和货币化的福利，而公务员的年收入仅仅是货币收入，还不包括食堂补贴及单位的各项名目繁多的福利，学习补贴及购房等政府担保因素。举例来说，企业员工读书自己承担全部费用，而公务员进修由政府买单，只要本人愿意，不管读什么学历，政府全额报销，有些还另加补贴。这笔钱又由纳税人承担了。第三，公务员编制，或者说是由财政拨款的人员，过于冗多，有的局科员四人，正局一人，副局三人，书记正级一人，副级二人，还不包括后勤人员!!而且干部的待遇是级别加岗位，只要不被处分，干部一旦入了某个级别，就可以终生享受这个级别的待遇。干部队伍不断处于扩容中。相比之下，企业精简员工，一人多职，一专多能，经社科院测算，行政部门所消耗的资源高于企业4.7倍!!一张桌子，一条椅子，一杯茶，一张报，坐上一天的“五一”干部在政府里司空见惯，而在企业则是人人务实，日夜奔波。西方是两百人负担一个公务员工资，中国是四十多人负担一个公务员工资。而且中国的公务员的体制是一日为官终身为官，级别待遇随职务提升而增长，只上不下，只增不减，一直到生命结束。第四，企业界的收入还要考虑风险即收入的不确定性和工作的不稳定性，特别是一些特殊职业，存在着短期性季节性。但是公务员则不同，一旦进入公务员行列，只要不犯错误就可高枕无忧，一年四季一生到头不必再进取奔波，公务员的过高的薪酬待遇要一直延续到本人生命终止，这就远高于社会的平均收入。因此公务员编制犹如庞大的寄生虫队伍，消耗着大量的社会财富，将广大辛苦劳作的农民，民工，工人，销售员，商人，老板，记者，设计师等各行各业的劳动成果以政府征税收费和垄断行业价格的形式集中变成公务员不断水涨船高的薪酬。如此违背价值的公务员工资从哪里来？不是靠市场调节，不是靠*协商，而是靠行政权力来维护公务员阶层的利益，来源于向社会收取暴涨的地租差价，来源于向工商户和企业抬高税项标准和提高罚款，抬高土地出让金和提高税收标准，以及权力部门的罚款收没成为短期的预算内和预算外收入。
　　明代开国时期为了严惩腐败，曾设立了情报机构和残酷的刑罚，最惨烈的是剥下人皮做鼓置于官衙，但是仍然没能阻住各级大小官员的黑手。清代推行了养廉银(包括火耗钱)，最后仍然是官员滥贪成风。
　　中国采取公务员高薪制度，也许还有两个目的，一是为了人为的培养一个社会中坚阶层，二是引导企业增加员工薪酬以提高社会购买力。这更是奇思妙想。人为的靠增加社会负担来培养出数额庞大，行政开支惊人，收入高而稳定的公务员阶层，只会引发社会的高度对立，并直接形成官本位。福特在开增发员工工资先河时，本意是遏止当时如火如荼的工人运动，和对当时愤怒的流水线工人的经济抚慰，并且是经过福特的商业性思考认为是收益大于投入的商业动作。正是因为有利可图，才使得增发工资能被广为接受。然而现在公务员的加薪以政府的行政权力为依托，并没有被企业所接受，使得公务员的加薪成了一支怪异的标杆，与社会平均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现在一说到公务员的收入，企业家羡慕这是目前吃皇粮的幸福，草根阶层痛恨这是社会不公。公务员的薪水支出和所取得的社会收益，成了唯一没有成本核算的职业；中国公务员的岗位，从建国以来成了世界上最稳当的金饭碗，干部待遇从来就是令人梦想的职业。而西方公务员的饭碗则是瓷饭碗，薪水不高还得偶而面临政府裁员的威胁。
　　三， 公务员制度最终导致官僚内耗
　　行政权力的坐大，使公务员制度成了没有约束的一个利益集团，谁也不敢触碰这个集团的利益。公务员制度的优越成了新的官本位，做官成了更有益的机会选择，因此为了维持既有利益，公务员考评成了私人恩怨，上下层工作关系成了宗派势力的扶持和消灭。说到这里，我想起封建时代的吏部考核。封建时代为了考核官员，由吏部相当现在的组织部负责承担日常考评，御史则为纪委和监察局，乡绅成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这种权力的平衡制约结果在每朝每代演变成了一个私人政治集团和另几个政治集团的权力斗争，吏部不敢得罪当势的权臣，御史沦为权力斗争的枪刺工具，乡绅成了政治集团的民间喉舌，人人巴结权臣，最后权力被层层收缩，集中在几个朝臣的手中，所有的事务不再为了治国，而是为了争权夺利，最后导致亡国。骁将在外，能臣在堂，只因没有巴结好权臣，或者站错了政治立场，结果被对手找到机会参一本，轻则革职，重则满门抄斩，所以封建朝代开朝的太平盛世，既永且昌的美好政治蓝图最终以党争祸国，内乱外患收场。清朝的曾国荃是一员清朝的栋梁勇将。他能建功立业的前提所赖的是因为同总督官文私交甚好，为了能与官文和平共事，甚至冒大不韪，被清流所鄙，上门为官文的四姨太祝寿，并让官文的四姨太成为自己的干妹妹。而官文一无才二无德，他所倚仗的就是官场人缘好，后台硬，所以懂打仗的曾国荃必须靠只懂吃喝玩乐花天酒地的官文才得以仕途平安，才能让大清坐稳江山，说来讽刺，事实却是如此。要不然，十个曾国荃也被抓住辫子革职抄家了。清代有人总结说做清官不如做贪官，为什么？官场事多，随时都有可能被人抓住大做文章，如果一旦蒙冤，清官无财打点同僚和官场差吏及主管，就可能无罪生罪，小罪变大罪，大罪变死罪，刀笔吏文过饰非，一场冤案就被坐死。如果贪官犯事则不同，一是同党牵连，二是收礼者众，众人就极力盘脱，只要不犯大忌，自然就会消解。事后，当事者则加紧盘剥百姓用以敬送官场各级同僚，直到成为派系成员。立功也一样，清官无势，贪官则拥者众，自然会飞黄腾达。封闭的自上而下的考核最终只能形成官场内耗，导致内部权力斗争成为唯一的目的，为了获得权力和优势，腐败开始盛行，奢侈成风，官场权力斗争变的残酷和白热化。
　　四， 内部封闭的层层提拔的公务员制度永远也不可能选拔出真正的政治精英
　　原因有三，一是如果层层选拔，肯定只能拔出才能一般却在官场人脉不错的八面玲珑的人物，甚至考评出的是跑官买官卖官搜刮民脂民膏的民贼；二是层层选拔耗时太大，到了高端时只多了经验和顾虑，却少了抱负和激情，而且也年事已高，三层层选拔的前提是被候选人必须是从始至终在公务员的封闭体制中，这样的制度只能迫使真正有政治抱负的人进不来，而只能让官僚阶层进行内部选拔，而且既然已经成为官僚阶层，就是既得利益团体成员，怎么可能希望改革？唐代开科举时，就有科举的进士从亲身体会科举的弊端，提出废除科举，但是话一甫口，就因触犯众怒，遭到群起而攻。每个人都可以想一下，西方国家和近代中国有哪几位伟大政治人物是从公务员层层做起的？!从打破官僚体制的近代中国到西方历史，许多重要的政治人物都以所处的阶级代表的立场，登上历史舞台。而公务员永远只能代表公务员阶层的立场，决难有对社会变革的由衷热情，依附是它的本质。我不禁想起了三国时鲁肃对孙权讲的话：臣等皆可降，唯主公不可降。。。。
　　 现行的选拔制度只能选出职业做官者，最多是政客，而不是政治家，更不是战略政治家和政治精英。也许我们可以历数下多少重要的政治精英来自何处：从近代起：蒋介石来自军人，毛泽东来自图书馆管理员(或是民间的社会团体)，陈布雷来自报社，周恩来和毛泽东差不多，都属无正当职业的社会改革分子，孙中山是医学博士，陈独秀是大学教授，冯玉祥来自军阀，还有大批来自教育界，新闻界，以及学生的风云人物，，，，而以宏大构思和精心策划以优异的政治和经济战略结束了苏联帝国的美国总统里根只是名三流演员，改变欧洲历史进程的马歇尔和杜鲁门是军人，甘地是律师，在日本建立现代民主制度的麦克阿瑟也是军人，林肯是律师，废奴主义者布朗出身牧童，布莱尔在酒吧当过招待，撒切尔夫人是家庭主妇，这些创建历史的人们，来自商界，军人，知识分子，服务业，木匠，作家，教师，铁路工人，，，，，举不胜举，就是少了来自公务员的政治精英人物，甚至于康熙的帝师不是翰林院的才子而是白衣书生和宫女，亚历山大大帝的核心智囊人物是炮兵和乡下土著，罗斯福的政治帮手干脆是无业的三十多岁的高中毕业生。公务员阶层是块管压舱物的水手，而不是掌舵的船长。
　　五， 公务员将成为一个掌握话语权的强势利益集团，最后阻碍改革进程
　　 中国的市场改革，最后总要牵连到公务体制改革，政府位置和权限的定位成了事关改革的取决点。市场经济要求经济资源由市场调节，利益由市场分配，市场的自由公平又靠法治社会以维持经济秩序。为了捍卫行政权力的寻租，和防止利益受损，公务员集团将利用手中掌握的媒体和行政分配权，强行干涉市场运作，并且设法规避监管，并阻挠法治建设。国家利益不如地方利益，地方利益服从部门利益，部门利益听从个人利益。因此只要是损害个人利益的改革，公务员集团将群起攻之，利用所掌握的媒体舆论误导社会视听，利用实际执行权歪曲改革路线。当改革符合公务员集团利益时，改革会被不断的推广，甚至强行执行；当改革不损害公务员集团利益时，改革也能被三心两意的执行；一旦改革损害公务员集团利益时，就会蒙蔽社会视听，鼓动喧哗，利用群众利益与中央博弈，利用行政空位来阻碍改革进程，或者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将改革空挂。
　　 我们甚至有理由怀疑为什么朱钅容基在改革前期被视为国家之希望所在，虽然争议颇多，但总能得到大部分知识阶层的支持，而在后期，尤其是朱钅容基在宣布公务改革之后，则突如其来的指责空前爆发，专制，失误，用人不当，缺少集体决策等等突如暴雨，因为这正是朱触动了公务员的奶酪。
　　 公务员听谁的？这个问题其实是症结所在。西方的公务员听政府的，政府又被政界所控制，而政界必须听从社会意志，各大公司，各种行业协会，劳工团体，，环保主义团体，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互相斗争，通过议会及新闻媒体形成一个个法案，因此在相互搏斗之后，经过折衷，总是能体现社会最大部分的根本利益。而中国则不同，公务员听上级领导，上级再听上级，最高领导层所听到的各种意见，已经被修饰的面目全非，闭门造车的专家，和坐办公室里编数字的无数的公务员们所缔造的所谓报告构成了决策依据的内参。信息学的基础是真实，时效，可是中国公务信息所传递的往往是有意无意的虚假信息，所以中国的统计数字永远有着惊人的水分，决策总是与实践脱节，领导永远都能看到自己想要看到的理想结果，举例来说只要毛泽东想要，那么亩产十万斤这样的天方夜谈就居然能在这个传统农业中国成为现实的新闻，而且这十万斤是经过公社•、县、省、中央层层审核，和经过各位权威专家论证的，向全世界公布的正式新闻!!干部们个个打保票说“这十万斤绝对是广大人民群众一手种出来的”!直到亩产三十万斤这卫星才算放完了，，，，，，
　　六， 公务员制度成为惰性的温床
　　 公务员制度的特点是守成被动。享受着优越的公务员待遇，从事开拓性和改革性的工作就变得风险过大，如果风险大到有碍晋升或损害公务员集团利益的话，改革思路就是有害的，也会被公务员集团成员视为不守规矩而抛弃。而守成则是公务员制度的最安全态度，只要不犯错，不要被公务员集团认为是害虫，就尽可以在中国公务员这个全世界最好的金饭碗里过一辈子。所以公务员就会形成惰性，不思进取，八面玲珑，唯上听命的态度和工作作风。这就是为什么公务员队伍无论如何青年化都不能摆脱暮气沉沉的原因。
　　 为什么商业有竞争力？因为竞争，因为生存。商业是项不进则退，一退则灭亡的运动，所以从事工商业就必须主动出击，人无我有，人有我新，殊死斗争，这样才能存活下来，所以从工商业出来的精英个个精明强干。而行政则不同，行政是有所不为，是被动的，是消极的。特别是中国的行政机关，内部人事关系复杂，各种规矩也多，牵制平衡之下，一个人很难大挥手脚实现理想。一个人才若在这样的机关耗青春，既是人才的浪费，也是社会的不幸。正如一只跳蚤，在行政机关这个玻璃瓶里呆久了，蹦跳时老挨盖子的压制，结果就再也不会跳弹了。
　　 另外，有才能者必有缺陷，如果是从商，尚无问题，如果从政，就会因个人品德难以得到提升，而如果被提升也有违国家行政官员形象，结果再有才能也只能老死于机关中。
　　 浙江，江苏和广东为什么经济过人一筹？正因为浙江人多从事手艺和家庭作坊，江苏人多喜欢作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广东人历来与官场相远，三省商业气息浓，做官思想淡，三个地方最明显与其它地方区别的想法是做《官不如经商，腰缠万贯甚至小小作坊老板都比官员神气，结果商业被强化，这片没有资源，(尤其是浙江和江苏的民企是是没有国家财力投入的)，地少人多，除了双手和大脑，和广阔的海洋外就再也没有可以依赖的土地的经济迅速发展，担着政府围剿的风险，甚至顶着政策干，而内陆则是多以做官为荣，白拿国家钱财，那些搜刮 民脂民膏的封建官员被视为光宗耀祖，结果官员做官，教师做官，专家做官，人人想做官，人人只会在社会财产再分配这块蛋糕里争权夺利，经济就得不到发展，知识没有转化为生产力，人才也被极度浪费。
　　七， 公务员制度既背离了西方的市场经济的公共劳动力购买原则，也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相远，它是封建时代官本位意识的继承。是公务员利益集团掌握话语权，控制政府决策权的体现。
　　 官本位是以权为尊，以官为荣，以官生权，以权夺利，以利助官，上下勾结，朋党相争。商业利益是殊死的斗争，所以必须靠技术，经营来取得优势，因此能推动社会进步；而官场的殊死斗争，只能依靠排挤和打击对手，结党营私来保障自己的利益。
　　 如果人人经商，社会会因物质利益而进步；如果人人想做官，人人吃皇粮，人人不劳而获，人人依靠行政权力做社会寄生虫，那么中国将成为权力内耗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