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幻灭

启蒙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幻灭

九十年代是一个幻灭的时代，是知识分子痛苦面对现实，痛苦选择自身定位的时代；九十年代是一个虚无的时代，也是一个喧闹的时代，一个不需要精神的时代，一个拉开了狂欢序幕的时代。

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曾经多么渴望通过那场社会运动实现自己的心中的梦想，多么想通过自身的努力对中国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然而，现实无情地撕碎了他们的梦，他们清醒了，陷入了幻灭与迷茫。

经历了
1989
年，知识分子痛苦地反省自己，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以后做什么。首先是能做什么，能做的不一定就是应该做的（这以被刚刚发生的事所证明），那我们以后做什么呢？让我们来看看九十年代一些“文学现象”，通过这些现象，我们似乎可以看出点什么来：

1.
“知识分子的民间岗位”

上海复旦大学的陈思和教授提出了“知识分子的民间岗位”这个概念，这个概念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所谓知识分子的民间岗位，指的就是知识分子的自身定位的问题，把自身定位在民间，这是与官方或政治相区别的定位，既然不能发挥知识分子的社会政治作用，知识分子就应该寻找自身的民间岗位，比如教师、驯良的记者、出版编辑、翻译等和政治无关、与社会现实相距较远的具体的工作。

2.
“回到文学自身”

“回到文学自身”这个概念在我看来是个伪命题，有点莫名其妙，不过我们还是有必要看看它要表示什么观点。在这个概念的鼓吹者看来，回到文学自身就是我们要把文学限定在文学应该表现的范围内，这个范围应该与政治无关，只追求文学的审美趣味什么的，有纯文学的味道。

3.
“国学热”

“国学热”在我看来和清朝的朴学无异，重新又返回了最为安全的领域，又可以发掘“国粹”了。不过“国学热”的重新兴起又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在这个过程中又出现了所谓的新儒学，一些在五四时期受到冷落和嘲弄的“国学大师”又“卷土重来”了。

我不是反对国粹，我反对的是这些知识分子的逃避的姿态，但进一步想，在那样的转折后，他们又能做什么呢，如不返回最为安全的领域？

以上三点是我所举的关于知识界的现象，如果我们分析一下，我们可以看出一点门道来。不论是“知识分子的民间岗位”“回到文学自身”还是“国学热”，我们再也看不到知识分子的启蒙意识，看不到知识分子对社会责任的承担，看到的知识对这些问题的回避，这种回避中有无奈和强烈的痛苦。
1989
年后，知识分子中间流行着一些话语，“天下兴亡，与我无关”，“告别革命”等等，从这些话语虽有些情绪化的痕迹，但更能看出知识分子的选择与无奈。

讲到这里，我们再看看清朝的知识分子，便会发现历史真是一种轮回，我们真的不禁要嘲笑胡适的“进化论”了。

这是一个不需要文学的时代，文学在“失掉了轰动效应后”迅速边缘化。这种边缘化有着深刻的社会因素，也隐含着巨大的危机。知识分子推卸了自己的社会责任，文学走向了“自身”，越来越封闭（这在当代诗歌的发展上有着很好的表现，我们不知道诗人们写的是什么东西，他们只写给自己看，也许他们自己看不看得懂），于是文学失去了“看头”，没有任何意义。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无孔不入，人们在快节奏的生活中也失去了耐心，人们进入了直观的“读图”时代，而不是读文字的时代了。

90
年马上要过去
20
年了，但是它的影响一直持续到现在，而且似乎还将持续下去，我们只有认真去从历史中才能深刻地了解现在，理解我们的生活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生活中。

历史，谁也无法改变，无法阻挡，在当前的形势下，知识分子的责任在哪里，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接下来做什么？谁也不知道，我们看不到自己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