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人谈制度,那是在扯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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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是写作之前,首先要申明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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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你可以利用媒体和记者,但不能完全相信媒体和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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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你可以利用有关统计数字,但不能完全相信有关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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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体制的优化能起到一定作用,但不能完全依靠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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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B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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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级市的弊端》一帖中认为:“**
中国中央、省、市、县、乡镇的五级行政级别过多,造成行政成本的过高,并且呼吁应该是撤销地级市机构,直接实行省管县机制,这样可以大大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
**”我们暂且不讨论这段话的客观性与正确性,且来看看怎么解决行政成本过高的问题。其实很简单,纳税人的钱政府是怎么花的,只要说出个道道来,我们不就知道钱花在哪些地方了吗?只要知道了花在哪些地方,我们不就知道哪些是该花的,哪些是不该花的。然后把不该花的消减就好了么?可惜,很少有政府敢于完全公开自己的账目,所以我们也就不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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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笑少开,且谈正事,体质优化固然重要,但是离开了人,任何的体制都是没有实质性意义的。有时候,所谓的“体制”和所谓的“数字”,和所谓的“事实”只不过联合起来使了一道障眼法,欺骗的不单是受众的眼球,并且也欺骗了探索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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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改革,从社会形成之出就一直在进行,并一直进行了若干千年。马克思主义经济政治学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所谓的体制只不是由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决定的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固然可以对经济基础产生一定的反作用,但是永远起不了决定作用,只能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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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历史,奴隶社会实行分封制,封建社会实行郡县制,都是上千年的历史。但是为什么秦汉王朝可以飞扬跋扈,大元帝国可以横跨欧亚,为什么南北宋就只能受尽欺辱,偏安东南,到晚清之际却要沦落个任人宰割?所以,体制是一个大跨度的概念,它的形成与特定的社会生产,统治阶层的利益有着直接而密切的关系,是你想改就能改,想撤就能撤的吗?文革以后学界对政、党分开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呼了若干年不是白呼了。这种明知不可为而呼之的态度固然令人欣赏,但打擦边球永不是最终解决办法。所以,咱不妨实际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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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改革都要牵扯到一部分人最根本的利益,这样必然会引发利益冲突,而最后的结果可能是更深层次的社会危机,这样不但不利于和谐建设,也不符合现在党和国家“在稳定中求发展”的一贯主张。杨炎、王安石、康有为太远了,不用说。就拿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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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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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的行政改革来说一说,当时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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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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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说:“准备100口*99口留给贪官,最后一口留给我。”结果只当了一届总理就;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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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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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合并了煤炭部等一些列国家级部门,结果为以后的煤炭事故频发埋下了伏笔;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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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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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还推行国有企业的体制改革,这虽然是资本化社会建设中必不可少的步伐,可结果是大量国有资产流失,下岗失业人数猛增,社会政局动荡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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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肯定会有阻力,每个改革方案都有它自身的优势和弊端。就我国目前的五级行政结构来说是有不合理因素,但目前来看还有它存在的必要性。中国的当下基本国情是人多地广,人口成分复杂,地区发展不平衡,贫富分化严重,社会公共资源分配失调,社会公权力过于集中。在此情况下的改革当然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全国一盘棋,而要考虑事物的差异性和特殊性,特殊情况,特殊问题,特殊对待。再说,历史经验已经证明行政级别的改革是国家体制内最为复杂的事情,一手抓不但牵动范围广,覆盖面大,涉及人员多,而且可能引起统治阶级内部分化与矛盾,这样更加不利于社会和谐与稳定,甚至可能引发地区动荡与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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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方思维的不同,主导哲学体系的不同,最终引起了研究方法的不同。私下以为,套用西方行政思维解决有些中国问题,本身在方法和方向上就有问题。所以最终的结果难免出现偏差。方法的问题容易解决所以,方法也容易学,但更核心的问题在于人,在目前我们最欠缺的不是改革,也不是行政体系的庞大复杂,而是思维与思想的改良。晚清末年的改革不可谓不多,但最终的结果大家都很清楚。为什么直到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人文主义,启蒙主义等进入中国后,中国革命才逐步走上正轨,共和思想才渐渐深入人心?而鲁迅之所以三改志愿,最后又排名为中国近当代文化第一人也是因为他看到了,只有国民性改良才是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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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扯远了,我们再回到行政上来。人是社会的主导,离开了人,一切体制,一切级别都是枉然。坏的体制下能出优秀的人,也能创出巨大效益,好的体制下当然会出“渣子”,也会造成巨大的损失,这点我们不能不承认。说了这么多,那么当下中国行政改革的出路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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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体制太严重,官僚思想太严重,是目前我国发展最大的障碍。“官僚”的改良,一方面有赖于社会经济发展,一方面在于制度约束,更大一方面恐怕还在于从意识形态上疏导与引进,而这也是目前中国最欠缺的,中国缺一次“启蒙”,是学界公认的事实。相信每年公款吃喝的钱绝对比投在教育上的钱多出好几倍。而为什么那么多官员却津津乐道于拿着纳税人的钱去追求低级层次的感官享受,大肆挥霍。这用一个字概括叫做“俗”,用另一个字概括叫做“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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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离开人的改良与“启蒙”,只把问题归结于制度的,都是扯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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