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德川家康》看日本和日本的民族性

杜鹃，你若不叫，就杀了你！”
　　　　　　　　　　　　　　　　　　　――织田信长
　　　　“杜鹃，你若不叫，我就想法子让你叫。”
　　　　　　　　　　　　　　　　　　　――丰臣秀吉
　　　　“杜鹃，你若不叫，我就等着你叫。”
　　　　　　　　　　　　　　　　　　　――德川家康
　　
　　在日本,如果你对日本人说，你像丰臣秀吉，那他就难掩喜悦之情。要是说，你像德川家康，两人多半翻脸吵起架来。”
　　
　　我个人认为以上三句话，也许是后人杜撰，但也充分体现了三人性格的不同：
　　　　
　　　　信长是个完全的“顺我者生，逆我者亡”的人，没有一点中间路线可走，一个君王的霸道、冷酷、残忍与嗜血在这句话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而由“贱民”出生的秀吉能够一步步爬到“关白”的位置，其间自然要使用无数的谋略，所以说秀吉的一生，正是权术与谋略的一生。
　　　　
　　　　德川家康幼时以人质身份在织田家及今川家渡过他的童年及青年时代，在敌人家中讨生存的人，自然要懂得察颜观色、要懂得隐忍以待时机。
　　
　　德川家康，日本300年德川幕府政权的开创者，从小际遇坎坷，少年时代作为人质，依附于比邻的强大诸侯。后来虽然获得独立，却一直生活在同时代的两位英雄人物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的阴影之下，直到他们先后死去，德川家康才利用机会，最终在73岁高龄彻底统一了日本。德川的一生中，都充滿阴谋、殺機，但也充滿忠貞、效命，和崇高的統一全國的理念，柏杨先生认为，“中國有兩部書可以和它相比，一是《資治通鑑》，一是《三國演義》。《資治通鑑》因一直被封閉在艱深的文言文中，影響不大；而《三國演義》上的人物，卻深入民心，成為影響中國人性格最巨的書籍之一。同樣德川家康的風範，也影響日本甚深。”
　　
　　　　从正面来看，作为政治人物的德川家康，与三国时期的曹、刘备一样，也以澄清天下为己任，而不仅仅是杀人如麻的武夫；但是，身处乱世的政治人物，却不能不以生存发展为第一要务，其间机诈权变、心恨手辣在所难免。为了取信信长，家康竟然不得不死了自己的结发妻子和最心爱的嫡子；而为了一统天下，他能将盟约抛在脑后，将自己孙女婿一家置于火海之中。影响日本人至深的德川家康，所给予日本人的教益，恐怕不仅在于他忍耐的精神和出色的政治谋略，而更在于他为达目的不计手段的执着吧。
　　
　　　　曾几何时，当佩里将军的“黑船”轰开日本国门时，德川时代在日本人眼里不啻是封闭的象征和落后的代名词，但是，当二战之后，日本本土被人占领，国际地位一落千丈，日本人才恍然发现，当今时代的列国竞争，其残酷和凶险，竟然一点不亚于战国时期。日本人这才发现，德川家康所代表的精神，竟然是日本从废墟中站立起来最需要的。对于一个弱者来说，依附强者，一味忍耐并在沉默中厚植实力，实在是重新崛起的不二法门。也正因此，山冈重八的《德川家康传》以1000余万言的巨大篇幅，却成为日本人争相阅读的畅销书，支撑着战后日本在信心衰微中的挣扎。
　　
　　　　中国与日本的差别或者正在于此。国人自己的反思是“老大帝国”心态：总是在不服气中自我陶醉于往日的荣光，而缺乏沉潜忍耐。而西方人也一针见血地指出，自从被迫打开国门以来，“中国人始终不能认识到，如何以弱者的身份处身于一个相互依附的国际关系中。”落后而不甘落后，可以是一个民族向上的动力。但是，因落后而深刻体认到落后的事实，并从这一事实出发，寻找摆脱落后的现实策略，却是中国人始终未能解决好的课题。
　　
　　　　中国人都认为中日两国有太多的相似，但中国人却似乎总是有意无意地忽略两国在应对外来挑战实现现代化的表现中的巨大差异，甚至，对于这个曾经给我们带来深重灾难的邻国，我们的了解也是相当肤浅表面，朋友去日本时，在日本的书店赫然发现有日本人著书研究中国的当代民谣，而在中国，能将明治维新的历史讲个八九不离十的知识分子也是不多。地缘和历史的因素决定了中日两国既应当长期友好，也决定了中日两国的长期竞争，在了解对手方面，我们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