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年老师(原创)

70年，我进八了学堂。
我们的学校规模很小，是在一个旧庙的基础上改造的，正堂是老师的办公室，两边的偏房就是教室，就这两间教室，有四个班的学生在上学。其中，一年级和三年级在一个教室，二年级和四年级在一个教室，还有一个班的学生在一个组文化室中上学，和学校相距约有100多米，全校共有近百个学生。
我从第一天上学起，就在那个文化室上课，我们的教室也不大，窗户还是有“云”字的花窗，但为了光线好，老师将原来的纸取掉，还上了明亮的玻璃，墙壁用青土粉刷的很白，中间有一个水泥的黑板，黑板上的颜色是用锅底上黑灰染的，板擦是用旧毡做的，在黑板的上面中央端端正正悬挂毛主席的像，两边写有“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字，教室有前面有个院落，那就是我们做*活动的地方，我的一年级和四年级都是在那儿度过的，我是家中的老小，也是最幸福的人，一个是我没有挨过一天饥饿，另一个我也是学历最高的人，我的哥哥和姐姐们他们后来也识了些字，但都没有进过一天正规的学堂，唯有我从上学那天起就一直到了高中毕业。
我的第一位老师是付年，他只有四年级的学历，那个时候，村上读过书的人很少，像付年那样学历的人在当地已是高学历的人了，我上学的那一年，也是付年当上教师的那一年，他教学非常的认真，也是一个肯动脑子的人，不管条件多艰苦，他总是能想办法克服困难，我们发了新书，他就教我们用装了化肥的牛皮纸将书包起来，他用橡皮工工正正地刻上“语文、算术”的印章，印在每个学生的书面上，这样我们的书就是学完了，但大能保护的很好，他用红柳做成整齐的小木棒，那是我们识数算题用的，我们也写大字，没有描红，他的毛笔字写的很棒，他就给我们每一个人都写一张字贴，我们就按他的字写，过上几天了，学生相互换一下字贴，一学期下来，我们都换不完，他随身总带一个很锋利的刀子，专门是给我们削铅笔用的，到了考试的那天，除了我们自已要准备好铅笔外，他还要多备用几杆铅笔放在教桌上，以备那个学生的铅笔尖断了好用，我们的语文课、算术课都是他一个人来教，有时闲下了也给我们讲讲国家的大事，报纸上的新闻，七一年九月，发生了林彪事件，他就找了一张报纸，给我们通篇地进行了讲解，我们也上体育课，学广播*在下来就是跳绳，滚铁环比赛，到夏天，老师带我们去到大沙坑里去游泳，到冬天带我们到结冰的冬水地里玩溜冰，到了秋天，付年老师就利用星期天带我们去挖烧柴，以备冬天取暧用，到了冬天，他就在我们的教室里用砖坯垒一个火墙，供我们取暧，个别同学家庭条件不好，到了冬天还穿不上棉鞋或者棉裤，付年老师就将他们调整到离火墙近一点的座位上，我们全班三十二个学生，随着年龄的增长，走向了各个工作岗位，不论是领导还是农民，不论是男同学还是女同学都写的一手好字，这和付年老师传授是分不开的。我们到了三年级，我们开始学习珠算，他的珠算讲得非常好，他对珠算的教学有独到之处，多少年过去了，我们大都没有忘掉，我们的同学李明后来在信用社工作，算盘打的极棒，并且是左右开弓，还在全区行业中做过示范，我想这和付年老师也是分不开的。
七十年代初，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运动还没有结束，虽然我们在小学，也能感受到这点。付年老师经常也要组织我们开批判会，写大字报，小字报，写决心书，年纪虽小，都要树立远大的理想，做又红又专的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还有一位同学在写决心书的时候，还说要做毛主席的接班人，闹出了小小的笑话，批判稿大都是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上抄来的，批判的时候还把孔子也牵扯上，在我们的心目中只知道孔老二，不知道孔子。
和现在小同学也一样，我们每年也要高高兴兴地庆祝自已的“六一节”，到了那一天，我们也是白衬衣，兰裤子，红领巾。打红旗，排着整齐的队伍到中学去开大会，去演节目，《泰山顶上一青松》那是我们得过奖的，也是付年老师亲自指导排练，亲自拉二胡演奏的节目，只是没有军号乐队、吃不上雪糕喝不上糖水罢了。
到了后来、农村的情况发生了好转，我们才从那个旧文化室中搬到了学校，学校也在原有地方盖起了新学校，购置了新桌凳，那时我已经五年级了，付年老师不再担当我们的班主任老师了。
转年十几年过去了，付年老师的学生从教了，学生的学生也从教了，师生三代都在一个学校，学生还成了小学的校长，成了老师的领导，但仍就那么和谐，在一起工作，每年到了教师节吃饭喝酒的时候，付年老师的也已成为老师的学生总是恭恭敬敬地给他敬上两杯酒，也责成他的也已成为老师的学生也给付年老师恭恭敬敬地敬上两杯酒，给他也敬上两杯酒，这才在一片欢笑声中畅饮了起来。付年老师因为文凭很低，虽然执教28年多了，学生也不知道教了多少，但到底都没有转正，到了五十二岁那年，被政策辞退了，回到家中务农了。
他的毛笔字，钢笔字，包括粉笔字都写的好极了，在所有的老师学生中都留下很好的印象，回到队上后，他仍就有好多的用处，不论谁家有了红白事，都要请他来写“几刷子”。写完了后，大家总是多多少少给他几十元钱，然后在请他坐在饭桌的上席好好吃上一回。到了后来，村上又办起了“自乐班”，唱起了地方戏剧。大家又想起了付年老师，因为他的二胡拉的特好，还会导演戏剧，因为他始终是一个有用的人，被学校辞退后情绪并没有低落，也没有失落感。仍就像当教师时一样，脸上乐呵呵的。
2002年，学校新盖起了学校和办公室，到了教师节那天，有人提议请付年老师给学校的校名提个字，并略备了酒饭，他高兴的来了，头发已花白了，也比以前廋了，写完字在吃饭的时候，仍就喝上了已当上老师的学生的敬酒，他高兴地说，“这也许是我最后给学校写字了，酒么还想多喝几年呢。”
然而到了那年的冬天，肝癌夺取了他的生命，享年63岁。安葬入土的那天，天气异常的冷，但送葬的人数前所未有，好多的年轻学生想抬一下付年老师还挨不上，这也许是对付年老师最后的慰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