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原理》续一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种群呢？据生存与进化的原理可知，一种品性的形成，总是由于一些内部和外部的因素综合作用，形成一种条件，使具备这种品性的个体及部落，具有比其他同类更高的生存力，持续地演变强化所致。在原始时代，这个地方生活着不止一个部落。哪个部落首先显露出这种品质，它必然主动进犯，将其他部落剿灭杀光。而不具有这种品性的部落，特别是那些无危机感，精神放松、疏于防范的部落，必定难逃覆灭。在征战中，如遇对手强大，且拼死抵抗，此时若不避锋芒，一味进击，则难免两败俱伤，甚至自取灭亡，若暂不死拼，尚可自保。如对手软弱，无力抵抗，则尽可一展英雄本色，唯斩尽杀绝为上上之策。这种态势持续久远，反复演练，优胜劣汰的法则准确无误地指明了进化方向，再加上某些地理条件的隔离，便满足了进化成种的条件，最终形成了这个品种。

　　有些人总认为，只要以德报怨，给予他们极大宽容，将他们的罪孽一概赦免，他们就会感激涕零，就会佩服得五体投地，从此永世交好，精忠不二。结果怎么样呢？满不是那么回事！他们不但不会感激涕零，他们还要否认那曾经作过的滔天罪恶，他们仍然认为那是“高尚”的。他们只会强调自己是“受害者”，他们对想象中的“最危险的敌人”充满了敌意，依然惶惶不安。他们仍然把曾经惨遭他们的野蛮屠杀与劫掠，又无限宽恕了他们的“最危险的敌人”，视为“猪”。他们还把“最危险的敌人”给予他们的宽大当做是他们“高尚”的证明，“我们没有做对不起你们的事，所以你们也不好意思把我们怎么样。如果我们做了对不起你们的事，那你们为什么对我们这样宽容呢？除非你脑子有毛病！”他们认为重振当年雄风，再现昔日的辉煌，是时候了！他们越来越嚣张，越来越狂妄……。他们是人类的大敌，是真正的危险的源泉、灾难的祸根。对这个种族切不可漠然置之！

　　与此相反，另一个种群则从未有过向外侵占掠夺的纪录，他们对外来的威胁麻木不仁，而最热衷于窝里斗。嫉贤妒能、尔虞我诈是他们的基本特征，即使在最要好的至交好友之间，也是表面上虚情假意，骨子里充满了欺诈。“攘外必先安内”，“宁赠友邦，勿与家奴”，内战内行，外战外行，侵略强盗在烧杀抢掠，抗敌勇士正在与敌人拼死鏖战，血染疆场，达官显贵、财主阔佬们却依然在灯红酒绿，醉生梦死，“前方吃紧，后方紧吃”……，这类故事都出在这个种群中。这是怎么形成的呢？可能是因为这个民族既古老又庞大的缘故。庞大的民族不易被外敌吞没，古老也说明它历尽沧桑而没有被征服，在这样的种群中，内斗就显得格外重要了。庞大的种群在抵抗外敌入侵时不需要倾巢倾国一齐上阵，只要出动一部分即足以御敌。这样就提供了一种筛选的机制，那些积极投身抗战，奋勇上阵杀敌的，是伤亡的主要部分，而畏缩逃避，躲在后方的，生存率则大得多。出头的椽子先烂，天塌了有高个子去顶，如果再趁机施展点别的本领，发国难财，背后捅刀子，那生存力又要高出不知多少倍。经过如此长期反复的筛选淘汰，这种品性逐渐集中、强化，成为种群的特征。因此，这个民族虽然庞大，却在强敌面前显得虚弱、病态，以致长期遭受外族的凌辱。如果是一个小的部落，出现这种情况就会灭种，他们只有同仇敌忾，一致对外，才是唯一的生存希望。因此这种特征不会出现在小的族群中。

　　在这种嫉妒内斗的群体中，如果有谁不把主要力量用在与人奋斗上，而是去钻研学问、提高技艺，一旦显出超过常人的学识技能，他立刻就会淹没在嫉妒的海洋中，使他永远在汹涌的浪涛中向着可望而不可及的岸边挣扎。于是这个民族的科学发明创造只能在民间零散地自生自灭，这就限定了它的科技成果只能是初级的、低等的，而无法拿出什么高精尖的东西。因为这需要社会的总体协作，需要大气候的养育，这就是这个几千年的文明古国在近代科学技术上毫无建树的原因。因而千百年前的“几大发明”就成了他们永远挂在嘴边的伟大成就。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如果这些拥有学识才能的分子具有特别内向的性格，就能产生一定程度的补救作用。因为藏而不露总会使周围的嫉妒之火减弱一些，能多少改善一点生存形势。久之，这种内向性格就与学识才能产生了固有联系，于是这个种群中有真才实学的个体总是表现得非常内向。

　　在一个庞大的群体中，对每个人来说，越是近在身边的同类，形成的竞争压力就越大，而远在天边的就无所谓了。所以嫉妒火焰的强度也跟那个目标对象的距离成反比，特别是对超出本群体之外的，嫉妒之火根本烧不到那里，而只剩下了崇拜与羡慕，于是这个族群中涌动着崇洋媚外心理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他们对近在眼前的事情嫉妒得眼中冒血，而远隔重洋的那地方，月亮都比我们的圆。

　　由于同样的原因，一个人如果锋芒毕露，将才能、本领尽情展示，得意之形溢于言表，一定让人恨之入骨，成为人们的眼中钉肉中刺，“哼！把你狂的，看我怎么收拾你！”如果隐晦收敛，含而不露，自我贬损，当别人嘴上称赞“你真行，真了不起”时，就说“哪里哪里，过奖过奖，差得太远了，我实在没有那么高明，你看错了！”这样人们听了心里就觉得舒服，“嗯，这小子还有点自知之明”。于是“谦虚谨慎”就人人喜闻乐见，广受欢迎，受到整个社会的推崇，成为一种公认的“美德”。除了道德规范之外，其他如某种观点、理念等，也都有类似的产生和存在的条件。当然，一种行为、观念是否受到社会的推崇，与其本身的是非功过并不是一回事。还以“谦虚”为例，在另一些不崇尚这种谦虚的人群看来，它就成了不受欢迎的东西。我夸赞你行，你却说我看错了，这不等于说我是傻瓜吗？

　　近代中国和其他一些地方，走过了一段特殊的历程，对种群的品质产生了重大影响。“大锅饭”制度实行了多年，无论每个人的能力大小，贡献多少，报酬一律平均分配。分配是平均了，但付出并不均等，那些努力学习钻研，认真负责的实干分子，他们付出的是全身心的精力和热情，没有其他方面的本领。而那些不学无术、偷奸耍滑的分子，他们对劳动成果没有什么贡献，甚至不干活只捣蛋，但他们却另有所长，溜须拍马，弄虚作假，营私舞弊，巧取豪夺，他们四边光滑，八面玲珑，时时混得好，处处吃得开，什么好处都非他莫属。他们的隐性收入远大于明面上那点最低劳动报酬，他们自然活得很滋润。而前者却只能在饥寒交迫中挣扎，生存力相差悬殊。

　　长期贫困，生活必需品异常短缺，广大百姓只能维持半饥饿状态下的活命。在这种条件下，生活必需品就是一条生死线。在那个年代，除了官方安排的劳动和工作，私下里搞任何业余劳动创收都是违法犯罪，而且个人不拥有任何生产资料，也不可能搞什么生产劳动。由于实行计划配给，就是有钱也不可能通过合法途径买到生活用品。这就决定了，要想获得额外的生活物资，不可能指望用正当手段。不言而喻，谁的贪欲强烈，谁的手段卑鄙，刁野蛮横，厚颜无耻，可以最大限度地获得生存保障，最先跨越生死线。疯狂地胡乱折腾，酿成了史无前例的“自然灾害”，哀鸿四野，饿殍遍地，“草充饥，人相食”，一些地方竟至十室九空，活下来的，人人皆贼，个个为盗。这是明摆着的，不偷不盗，焉有存活之理？本领稍差点儿的都在劫难逃，当时有的知识分子家庭，居然还要恪守做人的“准则”，宁死不做贼，结果当然是一个不剩。

　　思想禁锢，文化专制，政治高压，凡事只准唱赞歌，好好好一派大好，谁敢说个不字，轻者鎯铛入狱，重则脑袋搬家。在那个丧心病狂的年代里，能够对那些荒唐闹剧持有不同观点，提出批评意见的，都是一些有正义感、有责任心，有胆有识的忠良之士。他们一个个被杀被剐，挨整挨斗，在一场接一场的哄乱中被无休止地摧残蹂躏，无一幸免。而那些追风逐浪、趁火打劫的“时势英雄”们，夺权整人，肆意横行，狗仗人势，狐假虎威，耀武扬威，飞黄腾达。

　　对民生的残暴控制使各种大小官员都掌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甚至连掌管水、电等生活设施的安装施工的小头目，手中的实权都有很高的经济价值。会利用并敢于充分利用这种价值的，生存力扶摇直上。奉公守法，清正廉洁的等于自掘坟墓。在那个年代，所有通过正当手段改善生活的道路全部被堵死，同时又提供了数不清的通过邪门歪道获利的途径。贪污受贿，损公肥私，吃拿卡要，敲诈勒索，投机倒把，偷摸坑骗……，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只要敢于无视法规禁令，胆大妄为，就可以活得美满富足。而遵纪守法，循规蹈矩，则只能挣扎在死亡线上。人员的终生固定制，单位包揽一切，封建家长式的基层官僚，员工仿佛落入了永远跳不出的如来佛掌心，给善长溜须拍马、阿谀奉承、奴颜婢膝的势利小人以英雄用武之地。刚直不阿，一身正气的则处处荆棘，生死两难。只上不下的官僚制度，只要捞得个一官半职，就可以随心所欲地为所欲为，等糟蹋个一塌糊涂，换个地方就可以升官。愚昧无知，狂妄自大，寡廉鲜耻，专横跋扈，都成为生存竞争中的优等上品。

　　经过这样一场严厉的筛选淘汰，人群的品质有了显著的变化，变得绝顶精明，不择手段，哪怕是最起码的一点诚实和良心，也已经十分罕见了。连一向被认为最优先为善的亲朋好友之间也布满了欺诈的陷阱，坑骗、拐卖日胜一日。恶意的赖账不还，已成燎原之势，三角债、连环债已真正成为无法战胜的“新生事物”，“要钱没有，要命一条！”在生物实验中也发现一种现象，与人类社会的这种状况刚好吻合。养在水箱中的一群鱼，一年多无人照管，只剩一条活的，其余的全饿死了，把这一条幸存的跟另一群鱼放在一起，发现它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非常贪食，它的肚子总是撑得大大的、圆圆的。这是个很自然的事情，在饥饿的严厉淘汰下，不贪食的岂有活命之理？鱼的生存方式比人简单，只是撑大肚子了事，到了人身上，就是为了取得财富，任何手段都在所不惜。优胜劣汰，适者生存，一代新人已经造就，新的社会面貌已经展现。伪劣假冒，泛滥成灾，欺诈坑骗，席卷大地，腐化堕落，势成燎原，贪赃枉法，蔚然成风……，劫匪横行，盗贼遍地，土豪猖獗，恶霸狰狞，楼房垮塌，桥梁崩毁，失火爆炸，车毁人亡……，种种罪恶愚昧，都在以难以扼止的势头上升！道德品质下降，是非标准下降，诚实信用、奉公守法、文化素质、敬业精神……，通通在势不可挡地下降！世风败坏，道德沦丧，原先只能躲在阴沟里的种种肮脏下流，正在钻出污泥，爬上岸来，摇头晃脑，走上神坛，享受起供奉的香火，成为人们顶礼膜拜的神圣。而理想、正义、道德、良心，早已被打翻在地，践踏粉碎，消失在泥土之中。不是吗？有谁还在讲道德良心，那纯属是天字第一号的大傻瓜，让人笑掉大牙！或者，他肯定是有病！“躲避崇高”、“渴望堕落”，成为无法掩饰的欲望，时至今日，已经完全成了一个丧尽良知，赤裸裸地以耻为荣的时代。大气候已经形成，到了这时，有谁不想作恶也往往不得不为之了，就像十字路口的交通，大家谁都不管红灯禁令，只顾乱闯，就你一个人站在那里傻等，还有意义吗？不是有病是什么？

　　至今，人们能够做而且热衷于在做的，似乎就只有说些“必须大力提倡……”、“一定要坚决反对……”这些空话，话不算错，但有什么用呢？“（其他）动物只能被动地适应自然环境，而人却能……”在自然属性方面，人被动地适应自己创造的“高水平”的物质条件，结果已如前述。在社会属性方面，人也只不过是在被动地适应自己造就的社会环境，丝毫没有偏离适者生存的自然轨道，因此人类永远摆脱不了苦难。

　　古今许多仁人志士，为了寻求拯救社会的良方，进行了艰苦探索，却始终不得要领，留给人们的只有困惑、迷茫。人们认为一切思想行为都是外界环境赋予的，有了私有物质，就产生了私有观念，只要“去私产”，即剥夺私有财产，就变成了大公无私。有了不劳动而获得物质财富的途径，就产生了不劳而获的思想，因此只要让人尽可能多地付出繁重的劳动，就会形成不劳动日子没法过的固有观念。就用这些简单的方法，就能使人变得大公无私，无偿奉献，不知索取，最终就能实现一种无私产、无家族、无阶级、无邦国、无帝王、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安乐既极，忧虑绝无的“大同之世”（康有为《大同书》）。然而事实证明，贫穷并未使人“自然而然地产生大公无私的思想”，反而变得无知无耻，不择手段。我们从来没有听谁说过：“因为我穷得一无所有，所以什么也不想要，只想奉献给别人”。高强低效的劳动无论持续多久，也没有听谁说“我越是累极了，就越想干下去，绝不想休息”，有了省力的方法，都毫不犹豫地拿来。无数遍重复的宣扬说教没有阻止住品质堕落、道德沦丧，千万次口诛笔伐的种种卑劣行径却畅行无阻、无师自通。症结何在？因为人们没有意识到，这是个生物学问题，而只在外部形式上做文章，因此做的注定都是无用功。那么，人类还有可救药吗？

第七章　幻想

　　尽管在人的意志控制下，许多动植物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变成了家禽家畜和农作物，它们的进化轨道脱离了自然界的适者生存的法则，走上了一条“符合人的意愿者生存”的道路，成了人工物种。而人本身，却从未按照人的意志改造过。人类仍然行进在古老的适者生存的道路上，只是自然选择不是在大自然中，而是在社会环境中进行的，即社会选择，适者生存。人类动物的品质离人的意愿要求还差得很远，因此可以说，人类至今还是一种未经驯化的野生动物。虽然人生活在自己创造的社会环境中，而不是大自然中，但这只是像蜜蜂、白蚁生活在自己的社群环境中一样，并不影响其野生的性质。更糟糕的是，人的身体品质已不再保持自然状态，而是在人工的作用下迅速变化，不是按照人的意志变化，而是相反──迅速衰退，正在滑向毁灭的深渊。

　　人类到底能不能驯化改造，能不能变成符合人的意愿的人工物种呢？换句话说，能不能实现理想中的“大同之世”呢？单从生物进化原理的角度讲，这并不困难。人类最早驯化其他动植物是用选育的方法，即符合人的意愿的选留，不符合的淘汰。在自然的野生状态下（包括人类社会），也是通过自然选择（包括社会选择）使品性发生变化的，这种演化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只是自然演化没有目的。因此，改造人性的唯一办法就是选择与淘汰。然而，人类要对自身进行有目的地驯化改造，实在是一件难于上青天的事情，至少就目前的现状来看，这种可能性几乎不存在。

　　实际中行不通，并不是因为原理不正确，我们可以先在想象之中把这个工程进行下去，至少在幻想中，希望还是有的。我们可以采用某些技术方法，使原先在生存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的邪恶品质变为劣势，原来处于劣势的善良品质转为优势。优胜劣汰的规则不可能改变，但优劣的内容变了，随着时光流转，恶品逐渐淘汰，善品发展壮大，社会形态也随之一同转变。用什么方法能使这种优劣态势倒转呢？自然状态下，恶品总是占据优势，转换不可能自然发生，人为改造，就是设法将恶品的邪恶本领抑制住，并对善品加以扶持，使恶品的生存力降到善品之下，这样就实现了优劣态势转换。什么办法能抑制邪恶本领呢？说来不难，依据趋利避害法则，制定一种模式：凡有恶行者，必遭更大恶报！这样使人为避害而收敛恶行。具体说，就是以人性善恶为标准，制定法律规章，善者留，恶者杀。此外，改变两者的生活条件，影响其自然的生老病死，使“二率”发生变化，这可作为辅助手段。

　　这样看来，岂不是要大开杀戒了？其实不然，因为动物与植物不同，人又与其他动物不同，猴子尚且能看懂杀鸡的原因，何况人呢？趋利避害的规则也是一种无法改变的自然规律。当某种行为可以轻易获得利益而风险又很小时，是没有理由不干的，如果风险极大，得不偿失，那干的可能性就很小了。人们有一种很形象的说法：“违法犯罪的成本”，成本就是代价，违法犯罪能获得好处，也会付出代价。什么事情，扣除成本，还有利可图，就值得一干，任你嘴上怎么禁止也没用。当成本极高，付不起时，你怎么号召提倡，他也不会干。例如有这么个人物，他一生没有干过一天正当职业，全靠偷窃为生，他居住的镇上无人不知道他是个小偷。就是这么一个货色，当一阵“严打”之风吹来时，他的决策也相当明智：“这几天不能干了，过几天避避风头再说。”按如今的王法，像他这号的，再“严打”也打不掉脑袋，大不了“进去”蹲几天。如果定出杀头的律条，能摘掉他的“吃饭家伙”吗？再如，某地规定，开车闯红灯罚五千元，结果，平日习以为常的闯红灯现象立即消失绝迹。五千元，只相当于一条人命价格（官价，*一个两万块钱）的四分之一，尚且如此，真要杀头，能让你杀得着吗？不信，就定他一条试试，“闯红灯者杀！”看看十字路口能否堆满人头？前面提的那个村办小厂的厂长，他之所以这么干，就是因为“贪够了，捞足了，坐三年牢，还有的是机会”，很划得来。如果把这个故事改成：“等我贪够了，捞足了，吃一粒花生米，什么都全没了！”当初的战略规划想必会是另一种：“即使贪不着，捞不上，留一颗脑袋在，总还有机会吧？”因此，“开杀戒”实际上砍不掉多少脑袋，主要作用是把邪恶品行抑制住，使它无法发挥，而只能以正当手段谋生存。这样它的生存力就会处于劣势，在时间的长河中被逐渐淘汰。

　　当然，人和人不一样，总有那么一些“不听邪”的，杀头也要干，这就什么办法也没有了，除了斩尽杀绝，别无选择。就好比杀猴给鸡看，鸡根本不懂，除了剁下它的脑袋，没有任何办法能让他“听话”。这跟当今流行的某些新式“人道主义”发生了根本性的冲突，水火不相容。这种“人道主义”强调，越是对恶人越应该加倍优待，取消死刑，监狱应该达到星级宾馆的水平，犯人住的房间不小于多少，生活水平不低于多少，工作时间不超过多少，想工作可以工作，想上学可以上学，可以自由出入，游玩逛街……，监狱成了一般人想进都进不去的高级福利院。“人道主义”嘛，就是“人道”！但不知，那些“人道主义”卫士们根据什么原理，把“人道主义”的适用范围完全限制在恶人身上？那些无辜的受难者，他们该不该得到一点“人道主义”？我们只提一点儿根本算不上“人道主义”的人道主义要求：让他们靠自己的劳动过日子，不要被残害，被屠杀，被欺辱，被掠夺，不要祸从天降，横遭屠戮，仅此而已。这点“人道主义”要求，不算过分吧？可是，就这点儿不需要任何人提供任何东西，不需要任何人做任何事的低得无法再低的要求，也是可望而不可及，每天都有数不清的无辜者被残害、被掠夺、被杀戮……。如某人，夜间被醉酒的司机撞倒，汽油洒了一身，燃起大火，全身烧焦，四肢无法保留被截去，还植了一身猪皮，倾家荡产，总算保住了性命，却生不如死，终生在痛苦的煎熬之中。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有的黑心老板，为控制员工，将车间、宿舍门窗钉死，火起时人员无法逃出，大批惨死在烈火之中。有的建筑商，以高额贿赂喂饱了贪官污吏，包下工程，然后层层剥皮，偷工减料，伪劣施工，致使楼房倒塌，桥梁崩垮，伤亡动辄成百上千。还有的奸商制售伪劣、有毒、腐败食品，致人中毒死亡。还有无数的失火爆炸、沉船翻车、矿井灾难……，都是恶人的无视禁令，违章蛮干，贪赃枉法造成的。一些人凶狠冷酷，穷兵黩武，滥杀无辜……。那些无数的被害者，他们的仅仅是“不要伤害、不要屠杀”的“人道主义”找谁要去？谁能给予他们？“人道主义”卫士们能否施舍一星半点出来？

　　制定严厉的法规，就是要使这些无辜的人们少受伤害，就算杀掉几个恶人，但救的人远比杀的多，总的效果不是杀人而是救人。更主要的是，这种生死转换不仅仅是数量的改变，而是质的变化，原来是恶者杀人，善者被害，现在是除恶救善。虽然事故伤亡的并不等于就是善良的，但从总体的平均值来看，他们至少可以代表社会人群的平均水平，因为这种伤亡在人性品质上基本没有选择性。而制造灾难的那些作恶分子，平均程度肯定比社会平均值恶劣得多。

　　按现有的王法，这些凶神恶煞都活得舒舒服服，过得自由自在，有的掏几个钱（没钱或坚决不给就算了），有的得了一句说法：“下回不要修这样的路了”，顶多蹲个三年两载的监狱，就算完满解决了，尸骨、鲜血、哀伤、悲痛就通通物有所值了。有的人物，他生命中大部分时光是在铁窗里面度过的，在“外面”的时日，则概无例外地多端作恶，纪录不断刷新，反复“出出进进”，最后终于达到顶峰，或杀人，或抢劫（银行、金库），“罪大恶极，死有余辜”，这时，赏他一粒“定心丸”，这笔账就算结了，就无比“公正”了。然而，这样的一命换一命，是公平交易吗？无辜的命与邪恶的命能等值吗？更何况，换掉一条恶毒的命，总是需要许多条无辜和善良的命，远远达不到一比一呢？

　　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一名少校军官，是掌管军需供给的。他的妻子有一些兄、弟、叔、舅等亲戚，这些人心中涌动着强烈的发财欲望，却致富无门。他们想出了生财之道，通过亲戚关系向少校“借”钱，做经商的资本。少校初时不肯，因为这是犯法的，无奈妻子经不住那些人的苦苦央告，他们一个个把胸脯拍得山响：“三个月内，赚了钱保证归还！”为了不使妻子为难，他不得不让步了。都是亲戚，不能厚此薄彼，借给了这个，不能不借给那个，于是这个两万，那个三万，一共借出了十四万元。这些钱是理所当然地有去无回了，东窗事发，少校被定成贪污罪。如果这时将钱归还，还能减轻罪责，可免一死。当妻子要求他们还钱时，那些发了家致了富的人们的聪明真不含糊：“现在就是还了钱，他不死这一辈子也完了，你跟着他还不是受一辈子穷？不如让他死了，你再找个有钱的，岂不更好？”任凭少校妻子苦苦哀求，哭断肝肠，他们一分钱也没有吐出来。少校被处决了，这些人也一扫往日的穷酸相，吃着山珍海味，坐着豪华轿车，住着洋楼别墅，穿着名贵时装，一个个春风得意，趾高气扬，荣华富贵，体面风光，跟那五花大绑，插着亡命牌，押赴刑场，人头落地的贪污犯真是无法同日而语。

　　有人说：“他（少校）是法盲无知，罪有应得！”“不懂法律，咎由自取！”真是这样吗？一个少校军官，连这点常识都不懂吗？他开始不肯借，不就是因为此事违法吗？他最致命的错误就是轻信了那些人的谎言，以为暂时挪用一下，很快归还，不会出大问题。他哪里知道，那些人为了发财，哪管你什么死活！幸亏人头不能卖钱，如果能卖的话，他们连眼睛都不会眨一下，砍下来立即就会高举在手，沿街叫卖。据观察，只会撒谎的人是从不相信别人的话的（这是一种本能），而不会说谎的则常常将别人的谎言当成真话（同理）。如果少校本身是个骗子，他一定不会上当。品质并不坏的被杀了头，而奸诈小人不但毫发无损，而且活得如糖似蜜，适者生存嘛！谁让你不懂欺诈来？

　　某官府办厂，花言巧语，四处借钱，许多都是乡民们省吃俭用积攒的血汗钱。很自然地，就像当今中国广泛流行的那样──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他们一次次上门讨债，官家的厂子一个接一个地倒闭，一个又一个地开办，就是不肯还债。有的人是向亲朋、工友转借的钱，债主三天两头来催*有的反目成仇，只好变卖家产，求亲告友，借钱还债。有的家庭不得不让孩子辍学，打工还债。为了讨债，他们从冬要到夏，从春要到秋，乞求哀告，请客送礼，却一个子儿也要不回来。无奈，只好带上干粮，背上水壶去告状，上上下下告了几年，仍然毫无用处。有人抑郁成疾，有人哭瞎双眼，有人跳河投江……。后来，“法制”显灵了，经过一番像模像样的仪式，“庄严神圣”的“判决”出来了：“赖账者应该还钱。”太正确了！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哪！多亏有了“法制”，不然的话，谁又能懂得欠债“应该”还钱呢？然而，无论“应该”到何种程度，这终究还是废纸一张，又是数年过去了，一切还是照旧如故。那官家就是一条理由：“没钱。”真的没钱吗？他们巧立名目，横征暴敛，盘剥压榨，大发不义之财，他们大吃大喝有钱，胡买乱购有钱，游山玩水有钱，滥发奖金有钱，豪华轿车，高档电器，山珍海味，花天酒地……。他们过着骄奢淫逸，腐化堕落的寄生虫生活，他们大肆挥霍的钱财远远超过那所欠的债务，就是赖账不还，反正知道你也不能把他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