觥筹漫议
觥筹漫议
酒，做为一种悠久的社会历史文化现象现象，自古及今，曾在社会上起过而且现在仍正起着一种特殊的、甚至近乎神密的作用。本文不揣谫陋，谈一点粗浅的学习心得。
（一）
酒，在我国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至少在原始社会中后期，就已经出现并有相当规模生产。据传说黄帝战胜蚩尤即用美酒佳肴以犒劳部下和有功之人。原始社会末期即夏禹时，酒已经作为一种饮料较为普遍的出现。其后的夏、商、周各朝，酒坊已经很多，规模也很庞大，并委任专人管理。这些负责管理的官员叫酒人、酒士、酒正、酒丞、酒官等。而仪狄就是禹时的酒官。周朝时杜康成为名震一时的酿酒专家，且被后人传颂的纪念。三国时曹*诗有“何以解忧，惟有杜康”，唐代诗人杜甫有“杜酒偏芳劳勤”之句。宋刘克庄有：“酒是杜康造传流，能解千古忧的愁”的传颂。这些记载和诗句不担传颂了酒的创造发明者，且也歌詠了酒的所为功用。
作为中国古代河西重镇的凉州，自古以来就是酿酒业十分发达的地区。从唐代诗人王翰、高适、岑参到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明代的张恒，到清代的张澍，他们的诗歌大都对凉州美酒有过极高的赞颂。王翰《凉州詞》“葡萄美酒夜光杯”句几乎家喻户晓，妇幼皆知。张澍的《凉州葡萄酒》诗多首，对于凉州葡萄酒的赞頌已经写绝：“凉州美酒说葡萄，过客倾囊质宝刀。不愿封候县斗印，聊拼一醉卧亭皋。”过客倾囊之后而再抵押宝刀，为了喝得一醉而悬印不愿封后，可见美酒之极。张诗又云：“大好红醪喷鼻香，滃滃入口洗愁肠。”简直写得使人如临其境，垂涎三尺！但是到清末、民国，凉州的酒业由于战乱和农业的凋敝，已经大不如往昔的繁荣和昌盛了。当张澍于嘉庆十五年夏，再次过“灵渊池”时，已是”萧萧芦苇依然缘，不见青帘卖酒楼了。及至抗日战争时，武威在蒋马匪帮的统治下更加沦为“十万力役殊憔悴，劳上当今赋小休”的悲惨境地。
武威的酒业在解放以后得到了新生。尤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党的改革开放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指引下，从建厂规模、技术力量、产品种类和质量提高方面都有了级大的提高。特别是以“甘肃凉州曲酒厂”、“武威酒厂”、“武威啤酒厂”、“武威葡萄酒厂”为代表的各大厂家，它们继承传统工艺，依靠科技进步，百花齐放，名酒迭出，为弘扬武威的酒文化，为进行科技门交流，发展武威经济，做出了重大贡献。现在武威的“皇台酒”、“凉州曲酒”、红白葡萄酒，不公名扬海内，而且誉满全球了。这是武威酒文化的光荣，武威人民的光荣。
（二）
酒的种类很多，据有关资料统计，不下数千种。而其制造之法，也并不太复杂。无论有名的兰地、威士忌、茅台，乃至武威的皇台、凉州曲，或者普通的粮白、薯酒，制法虽然巧妙不同，原理多半大同小异。它是将含有淀粉的物质（如麦类、豆类、薯类、瓜果类等）蒸熟，和以曲，则淀粉因为曲中后含曲茵之作用，变为糖质，再由酵母茵之繁殖而发酵，就成为酒。酒中所含乙醇有的约百分之四十左右，但最少的也有百分之四。
（三）
酒的种类虽然很多，但它的用途却不外当饮料、做医药、做工业原料和科学研究之用。本文所议论的内容主要是社会生活中的饮用得失以及酒的源起发展，其余则概不涉及。这叫做“其一点，不及其余”。
酒，和五谷相比，绝对不是人们生活中的必须品，这是众所周知的浅显道理，但是它做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却和人们的生活和行为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自古以来就有着社会生活齿轮上的滑稽油的作用。上自皇帝总统，下至庶民百姓，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喝酒，都与酒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逢年过节，庆生奠死，男婚女嫁，洗尘饯别，贺喜浇愁，洽谈生意，外交谈判，等等，几乎都离不开酒。至于好酒的人们，三杯下肚，酒瘾全消，若三五成群，豁斧行令，吆三喝四，其乐陶陶。当此之时，物我而忘，飘飘欲仙。因此，酒史虽悠远，然经盛衰而不废，历百代而存者，盖为此也。然而，人世间万事万物，都有两面性。所谓“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祸福依伏，利弊并存，是天地之运行、物情之变化的大道，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饮酒适度，尚且危害很深；饮酒过量，则不惟摧残健康，而且人的本性也要变形。对于酒的危害。张运芬先生在有一段很精辟而且很精彩的论述，不访把它抄录下来：
“轻者伤神耗血，损胃烁精，发怒助欲，动火生疾。重者丧失败德，言行失检，破财渎职，惹事生非。更有甚者：贪杯淫邪，怀奸纵恶，风高放火，月黑杀人。此所为损己害人，因而倾家亡国者往往有之，酒之为祸亦久矣！”
所以张先生痛切的说：“因为酒对于社会有调谐作用，也有破坏作用，所以历代统治者为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也把酒作为武器，费尽心机。他们或者奖将士，复群臣；或者搞诡计，显太平，或者下诏书，颁禁令，或者订法规，收税利，演出了一幕幕的活剧。”
东晋元帝时的葛洪，是有名的酒的反对者，因为他老先是朝庭大员，目睹了东西两晋皇帝、大臣、士大夫的清谈悮国和纵酒杀身的惨祸，所以竭立反对酿酒和饮酒。他认为“酒醴之近味，生病之毒物，无分毫之细益，有五山之巨损，君子以之败德，小人以之速罪，耽之惑之，又不肯节，纵心口之近欲，轻之灾之根源，似热渴之姿冷，虽适己而身危也。”饮酒和抽烟一样，一开始是别人劝或自己试，由试而习，由习而成瘾成痞。葛洪又认为既饮酒既久又己成瘾，则会“起众患于须臾，结百疴于地肓，奔驷不能追既往之悔，思改而无自返之蹊，盖智者所深防，愚人所不免也。其为祸败，不可胜载。”又说：“世人乐之好之者甚多，而戒之威之者至少。”他苦口婆心劝世道：“且夫君子，节之而已！”
学行节*高高的明清之际的学者顾炎武说：“水懦弱，民狎而玩之，故多死焉。酒之祸烈于火而其亲人于水。有以夫，世尽殀于酒而不觉也。……顷者米醪不足，而烟酒兴焉，则真变为火矣。”
（四）
历史上有好些朝代是严厉禁酒的。第一个提昌禁酒的是夏朝的禹王：“古者仪狄做酒醪，禹尝之而美，遂疏仪狄。”并说：“后者必有以酒亡国者。‘鉴于殷商的酒色亡国，周朝初也禁酒。苏轼《放鹤亭记》、”周公作《酒言行诰》、卫武公作《抑城》、以为荒祸乱败，无若酒者。”此不但三代以前，即以后的秦至汉文帝时都禁酒。汉文帝禁酒是相当历害的。他规定：只要两人以上被捉获，就要罚金四两。三国时曹也禁酒，说酒可以亡国，非禁不可。北魏文成帝规：酿、酤、饮者皆斩。金海陵正隆五年规定：朝官饮酒者死。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二十年规定：造酒者本身无配役，子女没官。这些朝代都是用重典严厉禁酒的。不过当时禁酒的着眼点多半在思想和政治方面。由于科学水平的缘故，对人的身体健康有多大危害，是不明了也不大注重的。为了财政收入，汉武帝元狩六年开了酒禁。但酒业的兴旺发达和喝酒威风的时代是始于魏晋的。其时因为战乱刚过，统治者鉴于以往知识分子动辄议论朝政，惹事生非，且以汉末党锢之祸为戒，就对他们心存疑忌.甚至排斥打击，所以一部分知识分子欲进不能，欲罢不甘。既不能议论朝政时事，就只有清谈或空谈。空谈无味，就以饮酒排解忧闷沉郁。“止则卮觚，动则挈 提壶，唯酒是多，焉知其余。”此外还有一因，就是一部公高官名宦和一部分高级知识分子为了强身和延年益寿，吃一种叫“五食散”或“寒食散”的毒。此毒下咽之后，即全身发烧，发烧之后又发冷，此时即非饮酒不可，否则就只有死路一条。所以晋 人说：酒是性命之本。这样久而久之，吃 成了瘾，喝酒也成了嗜好。由阔人名流倡导且身体力行，于是经济情况好的老百姓也跟着学，社会上喝酒便成了风。喝酒之人愈多，喝酒之风愈烈，往复循环，成为恶习。则社会上也就“酒才”辈出。如酒虎、酒龙、酒客、酒徒、酒狂、酒鬼、酒魔、酒仙、酒圣、酒神、酒贤，等等，不一而足。他们最大的共同点是：频繁滥饮，唯酒是务，精神空虚，玩世不恭。
在古代称酒量为“酒户”。故酒量大者为“大户”，小者为“小户”。现代人喝酒用两、斤、公斤计算，古代则是用“斗”计算或用“大斗”计算。这是一种方形的形状象斗一样的杯子，有的还在它一边的边沿上做了一个较为长的曲如北斗七星的斗柄，小的叫斗，大的叫大斗。古人酒量到底有多大，史传说法不一。但从一些记载来看，能饮斗酒算是大量。其实与现代人的通常酒量差不多，大约半斤左右。杜甫有“李白斗酒诗百篇”之句，就是说他能说能写。他善滑稽，嗜酒不事事，晚年沉湎尤甚，时人称为酒仙。“现到现在还有羡慕他“一年三百六十日，日日醉如泥”的生活。可惜他老先生晚年因酒后发狂慎掉江淹死了。这实在是中国的一大损失。史书上饮量最大的一个人叫淳于琼，战国时刘国人。这位老先生他曾经对齐威王侉口，说他能饮一石。而其实是为了讽谏威王去“喜隐，好为淫乐长夜之饮，沉湎不治”的生活恶习和政治毛病，提醒他注意”酒极则乱，乱级则悲“的严重后果的。
中国历史几千年间，自帝王将相至庶人，凡造酒太多和饮酒威风的朝代的个人，不少酿成了家国之害和杀身之祸。在中国古代产量最多滥饮最盛的朝代是殷商、两晋和二宋。商纣荒于酒色，为“酒池肉林”，终至鹿台自焚，身死国灭。两晋尚清谈，统治在罐酒杯中眼睁睁看着中原丧乱，家国不保，相继覆亡。在五胡十六国中，从皇帝到臣下，开明贤达、奋发有为的很少，昏庸无能沉湎酒色的居多。而中国人民所经受的战乱的苦难也是空前的。至于南北宋，为了财政收入，烟酒合业，倡其酿造，结果酿成了微、钦二帝被俘之辱，赵溺海之痛。陈桥兵变是赵匡胤在洒场上阴谋策划的，成功之后又来了一个“杯酒释兵权的圈套”，使功臣石守们乖乖交出了兵权。赵宋天下由巧取豪夺所得。赵匡胤喝酒赌博成风，他的子孙们也如法学习乃祖乃父。而赵宋政权也就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腐朽软弱、昏庸无能、外患无穷，内忧不尽、生灵涂炭和民不聊生的朝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