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70一代的嫉妒

如果你能认真的读完这篇文字，你一定明白我想表达什么，尽管它很长。
这是一个80后的作者，我，也是80后。
时代在改变，当然也允许人的改变。
请不要区分70、80、90…….因为有些精神，需要传递下去。
父亲曾经也有这样一本同学纪念册，而我，也曾经迷恋过那个时代的人所书写的热情。

父亲曾经在一所大学里做过88级中文系的辅导员和此后几届的老师。有一年暑假，他拿回学生的毕业纪念册的那天，整个下午我都趴在床上翻看，我对于它们的浓厚兴趣，是父亲无法理解的。每个人的照片背后，都有一段寄语。女生们多事抱着一棵柳树倾斜长发，或是坐在草坪上环保双膝；男生们则在山顶眺望远方或站在一条大河前，他们看起来满腹壮志，身上没有电脑游戏和网络聊天的带来的恍惚和疲倦。那些寄语是很有趣的，里面不约而同地用了“风景”、“远方”、“飞翔”、“梦想”等词语，豪情万丈。小时候我写作文倒是常常用到它们，却不知道风景、远方都在哪里，非常空洞。原来这些词是属于他们的，离我太远了。
我以为长大了之后就可以拥有这些词，却不知道我在走，时代也在走。70一代的青春，在新旧世纪版块的交会碰撞中，迸裂出去，像一个孤岛远远地漂走了。那些词，也就被带走了。
但我至今仍旧记得他们的青春是什么样子，仍有着那么鲜活的轮廓。在最好的年龄，世界在他们眼前打开，都是新的，都是未知的，他们可以运用无穷的想象力去靠近和迎接。
郑钧的《回到拉萨》唱出了许多人的梦想，西藏是圣洁和神秘的，去一次西藏，仿佛就能成为英雄。他们想去远方，但不是去旅行。“看到”对于他们而言，实在太轻了。他们要的是“抓住”。所以他们到处漂泊，一定要闯荡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这种笃信，可能是青春期最大的福气。他们伴随着中国的摇滚乐一起成长，最初的一声嘶吼让他们难忘。金庸的小说把古代的侠气带给了他们，从他们的额视野里可以看待一个江湖。海子和顾城是他们的偶像，所以即便置身于商楼大厦中，他们他还怀着“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田园梦想，也只有他们，还一相情愿地相信黑色眼睛是上天的馈赠，用以寻找光明。我至今清楚的记得那一年大街小巷的书摊上用记号笔写着：新到路遥《平凡的世界》（那时候图书界还没有开始流行贴海报），他们手抄席慕容和汪国真的诗，用300字一张的方格稿纸给同学写信。物质和精神，他们的选择都不多，视野也有局限。因为如此，他们才可以那么专注。可是所有的这些，斗深植于他们对这块土地，这个时代的热爱。
80一代，初懂事时看到得世界，到处都是新鲜的东西，琳琅满目、应接不暇，所以他们天性好奇。在日本漫画和香港电视剧里度过了孤独的童年，西方流行音乐像单车一样伴随他们上学放学，肯德基和麦当劳是最好的犒赏。一时间，所有东西都是进口的，进口的代表一种品质保证。更重要的是，他也许代表一种时髦，是一种发誓要与父辈陈旧落伍的生活划清界限的决心。“舶来”真是一个形象的词，海那边运来的东西一定是好的，所以80后念书的时候，连一块橡皮也希望是舶来的。舶来的精神，舶来的物质，80后生活在港口边，每天接下舶来的东西，拆开一只只带来惊喜的礼物盒，用它们装点自己、充实自己。
人们都在说80后是有个性的一代，许多80后也对70后的那种以群体方式发出声音的做法非常不屑。但是这种个性究竟是什么呢？这一代听着欧美摇滚乐、看着村上春树和杜拉斯的小说长大，他们很注重在阅读音乐以及电影等方面吸引国外的新鲜事物。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小野丽莎、村上春树、杜拉斯、阿尔莫多瓦几乎和牛仔裤、化妆品的品牌一样，是一个个标签，代表着某种品味，可以引以为骄傲。在品味的不断更新上，我们这一代真的很努力。80后最初的文学创作中，充斥着各种外国品牌、乐队和导演的名字。他们还从中得到一种情绪——孤独、颓废并且厌世的情绪。这种情绪没有成为我们的精神力量，倒成了不求上进的借口。我们就是从这些当中找到自己的个性，把被美化的品味当做一种创造吗？是的，整个青春期，鉴赏力代替了创造力，制造出繁盛的幻觉。
我总有一种担心，若干年后回顾过去的时候，这些青春的记忆会不会让我们觉得羞愧。因为我们所有的热爱都没有根基，也没有给过我们精神力量。它们像某个名牌的10年或20年回顾画册，展现着一年又一年的流行风尚。而偶尔有过的激情，也显得如此莽撞和苍白，像一些被线绳支配支配的小丑。
我有2个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朋友，大学的时候是同学，这么多年过去，还是最好的朋友。可是他们看起来完全不同——性格、爱好以及现在的生活环境都不一样。将他们牵系在一起的，是理想——将来要一起捐几座希望小学，还打算有一天把两个人的藏书合起来，捐一个小型的图书馆。为此他们努力赚钱，用心收集各种图书。他们的友谊，80后恐怕是无法理解的，这样的理想也离80后们很远。无怪乎曾有另一位70一代的朋友，质疑我们这代人的友谊，说我们看起来很肤浅，又是为了做伴，一起吃喝玩乐。我竭力反驳他，却很心虚。和朋友在一起，的确都是玩乐。少数有意义的事情，当时大家都兴致勃勃，后来都因为难以付诸行动而破产。小时候我也做过班干部，但是成年后，我最大的愿望就是不对自己之外的任何人负责。因为你真的不知道有什么可以把大家捆绑在一起，那种凝聚力来自哪里。我们的自由可能过了头，没有连着大地的根系，也无法互相营养。
我念初中的时候，住在大学的家属院——临街的楼，隔一堵墙，外面有许多饭馆和小食摊，四月一到，尤其热闹，当年要毕业的大学生，每个晚上已经开始为了告别而聚会。他们唱歌、高喊，把啤酒瓶摔得粉碎。有人说出了埋葬的爱，有人泯去了心中的仇。唱着诸如《水手》、《一场游戏一场梦》、《大约到冬季》那样的歌，忍不住哭起来，哭的撕心裂肺，好像要经历的是生离死别。也许他们已经有了某种预感，这个质朴而单纯的时代正在渐渐远去，他们和他们的理想终将分道扬镳。
我看到过这一幕吗？没有，从来没有。作为一个对前途在意、对自己负责人的好孩子，那时候我已经躺在床上，被毛绒白兔和长颈鹿簇拥着，沉入乏善可陈的梦境。可是在梦里，他们的哭声一定惊动了我。我或许是被挑选的见证者，所以有关这些，我都记得。